郭德纲门前的自行车，与赵本山门前的豪车(2)

　　市场冲击了江湖里形成的师徒秩序，那个江湖讲究的是熟人，你跟师父掰了对你没好处，在江湖里，师父徒弟愿打愿挨，还被传为美德；而在没有边界、都是陌生面孔的市场里，徒弟可以择木而栖，也更容易自立门户，一旦有了诱惑，他们很容易就会否定师徒关系的合理性：给师父效力？他欺压了我三年！就算他宠我，难道不是为了让我替他卖命吗？

　　郭德纲的“效力”表述，注定了他早晚要跟徒弟们产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效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所有弟子进门了就欠了师父了，都跟着师父沾光了。这类隐性伤害早晚要积累成让双方都不好受的决裂。

　　性格即命运。老郭总在台上编排体制内艺术家的是是非非，自以为是揭露圈内的肮脏，不知也暴露了他的小人得志；老郭总在旁敲侧击地暗示弟子们要效忠，要守“规矩”，自以为是在施威，显耀他的强势，不知也暴露出内心的脆弱。赚多少钱都无法消弭他的不安全感。为了掐灭个别负义弟子的不良影响，他必须不断拉拢、吸纳更多的弟子。

　　三代出贵族。侯耀文就是相声圈里的贵族，虽然他还只是二代。郭德纲不服“著名艺术家”，独服侯耀文，是明智的。他们同台演出过，往台上一站，江湖出身的大师在贵族面前尽显油滑和浮躁。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有时觉得，侯的猝逝让郭失去了缓和身上睚眦必报的火气的机会。

　　与侯耀文相似的是马志明，看少马爷的访谈，每句话里都冒着三个字：“不计较”。他跟了父亲一辈子，什么样的富贵烟云没见过，所以他没有那么重的名利心，不觉得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马派相声后继无人？无人就无人呗，能恒久远永流传的，援用郭德纲自己相声里搬过的段子，那是福尔马林。

　　无需门派，不用排场，没有立山头打擂台的野心，这就是贵族。不过我们不能苛求郭德纲有那样的平常心，他是一代，白手起家，原始积累，是创造概念的人，他心中的模板大概是近一个世纪前天津常连安的启明茶社，凭着膝下多子，生生拉起了一支常家军，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九子，后边还有第三代的常贵田、常贵德，统统当上了相声艺人，一开口都有一股如假包换的家族味道。

　　人海战术在创业时候是有用的，不过这个人海最好由直系亲属组成，起码也得像贾史王薛那样盘根错节。

　　他没有这个机会，眼下，除了扶正郭麒麟，让他俨然以家族企业继承人的身份亮相之外，只有满天下地收徒。“云鹤九霄”，到了“九”字辈这里，徒弟们的名字已经多得有点二十八星宿的味道了（张九龄，李九春，周九良，杨九郎=牛金牛，鬼金羊，娄金狗，亢金龙），然后，就像宋江弄的那块姓名碑一样，郭德纲也颁布了“家谱”。

　　老辈人说过，徒弟的一切用度师父都要管。郭德纲自己都说，曾送过何云伟结婚钻戒（离婚时有没有收回就不知道了）。这真是人身依附（绑架）的最佳写照。但这种依附能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现象吗？江湖上的师徒关系就是如此，你的徒弟越出息，老师的日子就越难过，因为他们都在一个行业里，老师不以纯粹的传授为业，他自己也是闯江湖的。郭德纲不能更改自己的江湖身份，也就去不掉被徒弟挤压的隐忧。

　　传统艺人的师徒关系，很像今天公司把没有经验的员工培养成技术骨干，那样的员工在跳槽时，都会留一个负义的骂名，但骂归骂，现实是要接受的：公司成了一所院校，老板是校长。德云社不愿如此，但它的家长制模式又违反了经济规律。于谦、岳云鹏这类优质资产太少，出人才的节奏越来越慢，相应的，庞大的规模已经拖住了坐在塔尖的那个人。

　　“各位不了解我，我是个好静的人。”台下一片“吁——”不过我倒是相信老郭这句话的。他去做这么多娱乐节目，恐怕未必出自本心，而有现金流的压力作祟。一人集权的经营模式是最忌讳规模太大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一书中就说，希特勒犯的最大的战略过错就是战线太长，而分权不够：他难道没有想过自己是会病会死的吗？

　　

　　郭德纲一度很得意地看着他的徒弟发展到了三位数，且百位数字还在往上长。这是来自他早年落魄的经历，门可罗雀的感觉，他是最恐惧的。但虱子多了真能不痒么？郭德纲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拒绝知道，人如果不能创造价值就是负资产。有多少徒子徒孙，就有多少张要吃饭的嘴。当师徒分裂的事情开始出现，郭德纲被迫去扶持那些忠诚度更高、却未必有才气的后辈，好歹成功了一个岳云鹏，下一个，会是张云雷？

　　不管是谁，是云字科鹤字科还是九字科，郭德纲都在往死路上走。如果说瓦岗寨杀功臣不能与曹云金出走（or被逼走）相提并论，那么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优先扶持同姓亲属当王，却是很好的先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家长制作风必然导致任人唯亲。

　　徐德亮（他还不是郭德纲的徒弟，他师从张文顺，算起来是德云社的创始人之一）离开德云社后，某次受访时说自己买不起电视机，以示郭德纲刻薄寡恩。然后，老郭就把弟子们召集起来演了个大群口，在台上大声问：“你们买得起电视吗？”孩子们回答：“买得起！”

　　那些孩子都是“亲人”，可是后来，他们里面就出了叛徒。曹云金、何云伟们狠狠打了睚眦必报的老郭的脸。他们用出走表示不想继续沾师父的“光”了：然而，当他们踏上自己的阳关道时，是不是还会懊悔早年登台表忠心的可笑表演呢？

　　市场为王的时代，只要你仍在人身依附的情境下替师父效力，总免不了要打别人脸，也打自己的脸。但打脸的事情，却不是江湖才有。文*初年，海政文工团常宝华、常贵田叔侄，在台上说过“党内的走资派刮起‘二月逆流’妄图翻案”，把苏修的船给引了过来；十年后，文*甫一结束，二常立刻写出《帽子工厂》，将“四人帮”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走资派”变成了坏人给好人扣的帽子，而给江青的定论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在还没有市场的时候，权力会命令艺人去打自己的脸。各有各的悲哀，各自承受，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