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故乡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

 

　　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记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

 

　　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仅仅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