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城市，这是最坏的城市(2)
时间:2014-12-29 作者:初见 点击:次
工作压力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多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少、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最初,吴凡是抱着自我实现的目的来到北京,但渐渐地,她失去了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信心,她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建构幸福家庭的能力”,担心自己的非京籍身份不能给未来的孩子带来幸福——虽然她当时连个男朋友都没有。2007年五一黄金周,父母来北京看她,一家三口乘坐出租车去东五环外看了一处新建楼盘,当时这里房价不到7000元/平米,因为周边太荒凉,合适的小户型早已售罄,他们放弃了。那时吴凡不知道,3个月后房价再次起飞,达到新的顶峰。她不能责怪父母,在小城生活的他们想象不出房价是这种走向,“所以说魔幻啊,父辈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是无法预料的。” 她曾经在开心网上看到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阶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她觉得“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吴凡每天都要和母亲通电话,诉说思念、发发牢骚,说一说“还不如回老家……”之类的气话,直到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已经托关系为她在老家某设计院谋得一个职位,“你回来吧!” 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这个时候,家乡被想象为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她有些羡慕自己的父亲,羡慕他走在无锡街头的那种惬意与安全感,“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 最终,她回无锡面试去了。那天,她在设计院大楼的一层等待面试官的面试。电梯开了,里面走出一些人来,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大学同学。 她下意识地扭过头,没有和他相认,“回去是件挺屈辱的事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要和人们的成见与内心的魔咒做着斗争:“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会回来!” 优胜劣汰
“逃离北上广”乍看起来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现象。然而从公允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所有打拼于北上广的人们都拥有平等的竞争条件,仅以个人能力和运气作为筹码的竞争结果,孰优孰劣恐怕又另当别论。而当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日渐走高,生活成本也在逐步加大,这些城市的房价对于一线城市居民来说虽然偏低,但对于当地收入相对较低的居民来说仍然非常高。照“逃离北上广”的逻辑,房价高涨之下,难免有人要继续从其他中小城市“逃离”。从理论上来看,似乎是正常的优胜劣汰。但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M型两极状态的当下,在“富二代”的张扬与“贫二代”的艰辛形成鲜明对比之时,现实中的“拼爹游戏”轻易就改变了优胜劣汰的部分游戏规则,这正是一些人的“逃离”值得同情的地方。竞争起点不公平,是社会壁垒之下的“逃离”最无奈的一个侧面。
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不太需要脑子。在单位的办公室里,那些中年人喜欢把能量释放在发掘别人的隐私上,谁的家庭有什么背景,谁又和某个老板、市委某个领导沾亲带故。此外,小城的中年妇女特别热衷于牵线搭桥,吴凡在这里最大的社交生活便是相亲。作为记者,吴凡早已练就了迅速和陌生人热络起来的本领,“我不大习惯冷场,再说也要对得起人家的一杯茶啊,于是我就主动说话。”结果她发现,小城男子并不钟爱这款,“可能是对方担心你的能力和智商在他之上吧。”后来,她就顺从长辈的意思,穿得跟韩剧女主人公一样去相亲,然后一言不发,只是坐着微笑——“很奇怪啊,他们对这种形象的女孩子非常有兴趣。沉默和微笑,让这些男子相当自信,会滔滔不绝将索然无味的话题继续下去,而我早已如坐针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