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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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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自从有了货币,也就是说,自从有了钱,就有了银行,不过名称和组织不同罢啦。犹太人以放高利贷闻名于世,西洋一提犹太人,就马上想起来可怕的「臭虫式利息」,臭虫在台湾是绝了种的(有一阵子好像电影院有过),中国人恐怕已经忘记他阁下啦,据说臭虫先生的繁殖率十分惊人,把一位男臭虫和一位女臭虫放在一起,一会工夫,就如《三字经》上说的:「父而子,子而孙,至曾孙,又玄孙」盖弟兄姐妹互相交配,一窝下来就是几百,两天一代吧(动物学专家千万别抬杠),一月工夫,就满坑满谷矣。犹太朋友借给你阁下十块钱,利息本已高得够你皮肉发紧,而利息再算利息,一年以后,你把被子卖掉都还不起他。所以西洋各国,一提起反犹,无不大喜若狂;而在中国便反不起来,盖我们没有切身痛苦也。

  ──说起犹太,忍不住要插一句嘴,台北统一饭店的经理,就是一位犹太老爷,此公是德国籍的,我想任何一个洋大人都可瞧不起中国人,唯有德国籍的犹太人,似乎没有资格。报上载,立法委员阿不都拉先生在统一饭店脱掉上衣跳舞,该犹太大发虎威,把盘子端了去;而且经常指使一些西崽,殴打一些有自尊心的中国籍侍者;好像这天下就是他的,而他就代表二十世纪文明。有一则小幽默上写着这么一个故事,某一个绝大的饭店里,侍者一不小心,摔了一个筋斗,把一碗热腾腾的罗宋汤,隆重的扣到一位绅士身上。作揖打恭的结果,绅士允许不予深究,但湿淋淋的衣服怎么办欤?只好脱下来由侍者拿到阳台上吹干。于是乎,不久以后,经理先生(大概是统一饭店该犹太的同类)昂昂然走到眼前,端起嘴脸曰:「先生,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文明之地,不招待只穿衬衫的客人。」

  统一饭店的犹太所本的,似乎就是这种文明规则。只不知道他瞧一下寒暑表没有?盖我们不反对衣帽整齐,而只反对他的嘴脸也。呜呼,中国的大礼服是长袍马褂,我真希望有长袍马褂的朋友,穿之前去,跳一个扭扭舞,看看该犹太再耍啥花样?而菲律宾的大礼服根本就是一袭香港衫,如果该犹太是联合国秘书长,恐怕真要连菲律宾的会籍都开除了矣。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于人类丰富的同情心,特别提醒该犹太朋友注意,以后你阁下再端客人盘子的时候,务必先看清楚。万一抬头一瞧,该客人竟是希特拉先生,你说,是继续端乎?抑一声不响,回去打包袱迳往集中营报到乎?对啦,我建议统一饭店的中国籍员工,不妨学一句德文「希特拉万岁」,或弄张希特拉先生的玉照,闲来无事,向该犹太朋友喊上两声,或掏出来发发他思古的幽情,似乎也是一种牛黄上清丸,能帮助其头脑清醒也。

  由银行说到统一饭店,扯得太远,实在是银行和犹太不可分,每一个干银行的多少都有点犹太气质,对乎?

  在我们中国,犹太人虽少,但放高利贷的朋友,却同样普遍,而且因社会的需要,不得不由个人而集体,由零星而整批。到了清王朝,遂有「钱庄」出现。夫钱庄者,大型的犹太,小型的银行也。这种钱庄,一直到一九一○年代,仍声势烜赫;柏杨先生年轻时在奉天作事,便是一直由三和票号,往家给老妻汇钱的,汇钱时,手续简单的要命,只要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柜台的小子就立刻笑脸相迎,先请你坐,然后一盃香茶,茶还没喝完,银票已双手送到跟前,这是自己汇的。如果托钱庄汇,他就给你一纸收据。不出三天,家信还没有发哩,老妻已来信说钱早收到啦,不但早收到啦,还早买了裹脚布啦,真是既恶心又窝心也。

  不过钱庄离现代企业化,仍有一段距离,因再大的钱庄都是家天下,家天下这玩艺儿好像麻将牌上的清一色,如果对手是一群鸭子屎,而自己手气又顺,可能清一色加双龙抱,赢得一塌糊涂。可是,小民越来懂得越多,清一色就难做矣,再加上手气发背,三十二圈下来,连壶都不开,而仍得意洋洋,照做清一色不误,他不把裤子输掉,也得把袜子输掉。

  家天下的钱庄纷纷完蛋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洋式的企业化的银行。银行的学问比钱庄大的多啦,大学堂里专门有「银行系」,研究四年都研究不完,还要到研究所再啃书本,才能略窥门径,我们当然不打算去钻这个钢板。而只是感觉到,在我们中国,银行虽取钱庄而代之,这银行焉,那银行焉,还有国营的合作金库焉,风起云涌,花样多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不叫银行,只是当铺而已。

  君读过橘子和枳子的故事乎?这故事连三岁顽童都知道,但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反而忽略它的严重性。据说橘子这玩艺儿,在江南时是橘子,又大又肥,又甜又润。北方佬瞧在心眼里,痒在心头,就弄一批移种到北方,好容易开花结果,正要皆大欢喜,谁晓得长出来的,样子好像橘子,却硬不是橘子,干瘪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只好称之为枳子,以免侮辱橘子的美名。

  中国自宋明两个王朝之后,一千年来的斲丧,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酱缸,不要说橘子啦,啥玩艺酱到里头,都会酱得不成东西,变成枳子还算好的,连原子弹都能变成石块也。呜呼,伊藤博文先生和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同学时,所学的都是治世强国之术,伊藤博文先生回到日本,「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七搞八搞,搞出明治维新,小小东夷,竟成为第一等强国。而辜鸿铭先生回到中国,忽咚一声,跌到酱缸里,只好当一名教书匠,度其残生。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看洋大人如彼之强,而中国却偏偏如此之弱,没有一个不义愤填膺,想努力奋斗一番。当初柏杨先生回国之时,也同样想「把头卖给识货的」。可是,折腾的结果,大家都被酱住,有的脑筋酱死啦,就也混水摸鱼;有的脑筋虽没有被酱死,也只好眼睁睁而干着急,偶尔哎哟哎哟,就被帽子铺掌柜的弄出各式各样的帽子,祭在头上,祭得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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