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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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自从有了货币，也就是说，自从有了钱，就有了银行，不过名称和组织不同罢啦。犹太人以放高利贷闻名于世，西洋一提犹太人，就马上想起来可怕的「臭虫式利息」，臭虫在台湾是绝了种的（有一阵子好像电影院有过），中国人恐怕已经忘记他阁下啦，据说臭虫先生的繁殖率十分惊人，把一位男臭虫和一位女臭虫放在一起，一会工夫，就如《三字经》上说的：「父而子，子而孙，至曾孙，又玄孙」盖弟兄姐妹互相交配，一窝下来就是几百，两天一代吧（动物学专家千万别抬杠），一月工夫，就满坑满谷矣。犹太朋友借给你阁下十块钱，利息本已高得够你皮肉发紧，而利息再算利息，一年以后，你把被子卖掉都还不起他。所以西洋各国，一提起反犹，无不大喜若狂；而在中国便反不起来，盖我们没有切身痛苦也。

　　──说起犹太，忍不住要插一句嘴，台北统一饭店的经理，就是一位犹太老爷，此公是德国籍的，我想任何一个洋大人都可瞧不起中国人，唯有德国籍的犹太人，似乎没有资格。报上载，立法委员阿不都拉先生在统一饭店脱掉上衣跳舞，该犹太大发虎威，把盘子端了去；而且经常指使一些西崽，殴打一些有自尊心的中国籍侍者；好像这天下就是他的，而他就代表二十世纪文明。有一则小幽默上写着这么一个故事，某一个绝大的饭店里，侍者一不小心，摔了一个筋斗，把一碗热腾腾的罗宋汤，隆重的扣到一位绅士身上。作揖打恭的结果，绅士允许不予深究，但湿淋淋的衣服怎么办欤？只好脱下来由侍者拿到阳台上吹干。于是乎，不久以后，经理先生（大概是统一饭店该犹太的同类）昂昂然走到眼前，端起嘴脸曰：「先生，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文明之地，不招待只穿衬衫的客人。」

　　统一饭店的犹太所本的，似乎就是这种文明规则。只不知道他瞧一下寒暑表没有？盖我们不反对衣帽整齐，而只反对他的嘴脸也。呜呼，中国的大礼服是长袍马褂，我真希望有长袍马褂的朋友，穿之前去，跳一个扭扭舞，看看该犹太再耍啥花样？而菲律宾的大礼服根本就是一袭香港衫，如果该犹太是联合国秘书长，恐怕真要连菲律宾的会籍都开除了矣。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于人类丰富的同情心，特别提醒该犹太朋友注意，以后你阁下再端客人盘子的时候，务必先看清楚。万一抬头一瞧，该客人竟是希特拉先生，你说，是继续端乎？抑一声不响，回去打包袱迳往集中营报到乎？对啦，我建议统一饭店的中国籍员工，不妨学一句德文「希特拉万岁」，或弄张希特拉先生的玉照，闲来无事，向该犹太朋友喊上两声，或掏出来发发他思古的幽情，似乎也是一种牛黄上清丸，能帮助其头脑清醒也。

　　由银行说到统一饭店，扯得太远，实在是银行和犹太不可分，每一个干银行的多少都有点犹太气质，对乎？

　　在我们中国，犹太人虽少，但放高利贷的朋友，却同样普遍，而且因社会的需要，不得不由个人而集体，由零星而整批。到了清王朝，遂有「钱庄」出现。夫钱庄者，大型的犹太，小型的银行也。这种钱庄，一直到一九一○年代，仍声势烜赫；柏杨先生年轻时在奉天作事，便是一直由三和票号，往家给老妻汇钱的，汇钱时，手续简单的要命，只要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柜台的小子就立刻笑脸相迎，先请你坐，然后一盃香茶，茶还没喝完，银票已双手送到跟前，这是自己汇的。如果托钱庄汇，他就给你一纸收据。不出三天，家信还没有发哩，老妻已来信说钱早收到啦，不但早收到啦，还早买了裹脚布啦，真是既恶心又窝心也。

　　不过钱庄离现代企业化，仍有一段距离，因再大的钱庄都是家天下，家天下这玩艺儿好像麻将牌上的清一色，如果对手是一群鸭子屎，而自己手气又顺，可能清一色加双龙抱，赢得一塌糊涂。可是，小民越来懂得越多，清一色就难做矣，再加上手气发背，三十二圈下来，连壶都不开，而仍得意洋洋，照做清一色不误，他不把裤子输掉，也得把袜子输掉。

　　家天下的钱庄纷纷完蛋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洋式的企业化的银行。银行的学问比钱庄大的多啦，大学堂里专门有「银行系」，研究四年都研究不完，还要到研究所再啃书本，才能略窥门径，我们当然不打算去钻这个钢板。而只是感觉到，在我们中国，银行虽取钱庄而代之，这银行焉，那银行焉，还有国营的合作金库焉，风起云涌，花样多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不叫银行，只是当铺而已。

　　君读过橘子和枳子的故事乎？这故事连三岁顽童都知道，但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反而忽略它的严重性。据说橘子这玩艺儿，在江南时是橘子，又大又肥，又甜又润。北方佬瞧在心眼里，痒在心头，就弄一批移种到北方，好容易开花结果，正要皆大欢喜，谁晓得长出来的，样子好像橘子，却硬不是橘子，干瘪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只好称之为枳子，以免侮辱橘子的美名。

　　中国自宋明两个王朝之后，一千年来的斲丧，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酱缸，不要说橘子啦，啥玩艺酱到里头，都会酱得不成东西，变成枳子还算好的，连原子弹都能变成石块也。呜呼，伊藤博文先生和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同学时，所学的都是治世强国之术，伊藤博文先生回到日本，「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七搞八搞，搞出明治维新，小小东夷，竟成为第一等强国。而辜鸿铭先生回到中国，忽咚一声，跌到酱缸里，只好当一名教书匠，度其残生。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看洋大人如彼之强，而中国却偏偏如此之弱，没有一个不义愤填膺，想努力奋斗一番。当初柏杨先生回国之时，也同样想「把头卖给识货的」。可是，折腾的结果，大家都被酱住，有的脑筋酱死啦，就也混水摸鱼；有的脑筋虽没有被酱死，也只好眼睁睁而干着急，偶尔哎哟哎哟，就被帽子铺掌柜的弄出各式各样的帽子，祭在头上，祭得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