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俱不可得矣

　　梁济(1858——1918)，广西临桂人，清末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之父。

　　民国初年，梁济看到，实行不久的共和体制不仅未能改善社会风气，反而使之恶化，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他认为，这完全辜负了清帝因爱民而逊位之心。他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以唤起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只是殉清，而是殉中国。徐志摩认为，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一行为具有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有人死得很沉重，有人死得很轻。

　　1918年旧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生日。6天前，梁济带着笔墨纸砚，到积水潭临湖阁小住。家人准备打扫房间，为他祝寿。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梁济喜欢那里的幽静，最近两年，也常去独处三五日。但是，这一次却不同。梁济把这间临湖小阁当做人生的最后驿站，不管有多少感伤与留恋，他都得在这里，独自一人，与这个世界告别。十月初六，家里来车接他回去，他拒绝了。整个夜晚，小阁烛光不灭。启明星再次出现在东方天际，梁济推开阁门，走入清冷的晨风，在湖边站定片刻，投入水中。

　　在临湖阁，梁济度过了生命的最后3天，而为这3天，他准备了7年。7年前，辛亥革命爆发，清室逊位。逊位诏书颁布不出一月，北京兵变，烧了东华门，大掠于市。是为民国元年不祥的开端。正月里，梁济随同乡去粤西老馆团拜，在神明祖宗面前，他暗中许愿：“必将死义救末俗。”那年夏天，他在缨子胡同旧宅自己手植的一—丛竹林前留影，同时开始写作《别竹辞花记》，以志永诀。

　　心愿种种，而今俱刁；可得矣。作别人生，理智上决断容易，情感上割舍难。梁济用7年的时间体验死亡，断断续续地写作《别竹辞花记》。世间难得有如此真诚质朴的死亡日记。生命要结束了，首先是有许多遗憾，而且，是永远的遗憾。梁济祖籍桂林，生长于北京，一直想回乡祭扫，却始终未能成行，过去可待来日，如今已经没有来日可待了。梁济平素爱南方，经常向往能像历代文人雅土那样游西湖，登孤山，赏春花秋月、四时烟霞。可是，年复一年，人事倥偬，直到1912年正月，友人来访，相约开春同游西湖，梁济口头答应，内心一片悲凉：必死之志已定，今生今世，永无可能了。辛苦一生的笃实之人，也有质朴浪漫的憧憬，令人感动。听说贵州学署来鹤楼风景绝佳，鸟鸣山色，树影花光。还有，著名的三峡，乘舟出蜀入鄂，何等风光!可惜，这一切都已不可得。

　　梁济在《别竹辞花记》中平静地述说自己平生的遗憾。来日不可期，往昔不可复，生命的起点与终点经常在深情幻想中趋向重合。童年光景在记忆中回放，惋惜与懊悔都充满温情。少年家境贫寒，生性鲁钝，不好学，又无远大志向，长大以后世事艰难，有要读的书未读，要做的事未做，如今自设死期，只能终生抱憾了。活过就是遗憾。生在世间，看世间事，常不辨大小、轻重、缓急，终日无事忙碌；只有出乎世外，了断生死，世间事大小是非，才一目了然。人间智慧，最高的是生命智慧，而这种智慧，刁；入死亡境界，是难以获得的。

　　待死之人，站在死的立场上，为失去的未来时光伤感；站在生的立场上，则为逝去的往昔时光惋惜。人生最后7年，梁济停留在生死交界处，对生命的体验分外细致多情。梁济性情敦厚勤勉，为臣忠、为民爱、为子孝、为父慈，凡事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又生逢乱世，遍地荆棘，时时忧虑，事事艰辛，回想起来，无限伤感与惋惜。生活原本是可以成为艺术的，梁济从小读诗，想象各种诗境，却唯独钟情那种幽渺凄清的，大概与个人的际遇心境相符。移居缨子胡同后，梁济在后院种了几株竹，本想体验古人诗境，寒窗听雨。死亡让人在许多微刁；足道处，产生出无限伤感。思想单纯、意志坚定的人，也有多情缠绕的一面，向往看山观雪、玩月赏花的浪漫。无奈连年忙病穷愁，连这点心愿都难了。当然，还有更多的未了心愿，比如说，编印先君先母的遗诗，携妻小出游，看春花烂漫，秋山寂寥……

　　死亡并不可怕，只是有些伤感。那么多留恋与遗憾，为什么不能放弃呢?古时仕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高远。但以往的日子里，世道清明、皇恩浩荡的时候并不多，圣贤寂寞，志士怨嗟，那些事迹在诗文里，情趣轻松，若在当时亲身经历，想必也是愁苦万端的。好在人生穷达之间，入世出世，总可以做得游刃有余。“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这是人生智慧，逍遥中有油滑。梁济没有大学问，但基本道理还是清楚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想到通脱，进退自如，天地自然开阔了。但他做不到，他不是那种可进可退的人。“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也许从清帝逊位诏谕天下的那天，天崩地陷，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没有活路了。

　　梁济死得很沉重，这种沉重来自道德的自觉。人生求得清闲安逸不难，“只将社会弊端、国家蔽政、人民困苦、世教凌夷，一切不管”；求得荣华富贵，也未必不能，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在民政部任职，官四品，革命后就原职，本也可有富贵利禄，他却因为一次加薪辞了职。他认死理，国家鼎革之初，百废待举，公务人员应有勤瘁之心，不应先饱私囊，自图安享。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辞职。从辞职到辞世，6年之间，梁济反复思量，一是殉清是否有意义，历史上24朝覆亡，都有殉道者，唯独清室覆亡，举世漠然，未见一个有心人：二是即使有意义，是否该他承担此意义，那些食先朝俸禄的显爵望族，他们更应义不容辞：三是纵然他有殉清之志，天下人是否可以理解，如果不理解，死得糊涂，那么他以死讽世的愿望也就落空了。梁济内心笃定，——旦起了死誓，不管多少依恋，都必须决绝。在《别竹辞花记》里，他深情诉说自己的心事，有疑虑，但从未动摇。

　　梁济决意要掌握自己的生死。世俗人生，总是因为贪恋生，才使个体在生死面前无从选择；只有掌握了死，才能掌握生，获得生死的自由。此刻，他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他也曾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一再拖延死期，是懦弱还是犹豫?或许只是没有准备好。自杀是件认真甚至神圣的事，任何轻率与仓促，都会破坏它的意义，他等待了7年，希望对现实悲苦的生命有个交代，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淳厚的心愿，以自己的死，教人更好地生。衰败的世道里，做个诚笃的儒者，除了一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