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诗三十九首(9)

　　问：《论语》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是皆圣人之言也，圣人之言也宜壹，今其不合如此，不可考据也，岂其记者之妄欤？抑信然也？信其然也，则将何质焉而可以壹也？古之远者难道矣，唐太宗至于今未久也。唐太宗之为治也，甫三年尔，人之产皆有余。越之望陇为绝域也，其相之者，不持粮与兵而足无患。天下断狱，岁三十人而已，为安且治至此盛也。“三年有成”云者，非已然欤？今治天下以累世之渐，然而人之产皆不足，盗或袭州县，断狱岁以千数，必世、百年云者或过而几矣，然而不至于安且治也。所贵乎学者非徒习于文而已，今其可行也，吾子盍言所以得失之繇，而通于圣人之所云尔以谂于时耶？

　　问：李德裕曰：“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德裕之自道固不然也，其道邪正之势则适然矣。天下之所以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是而已矣；其不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惑而已矣。人主未尝不欲治，然于惑也，不终有焉，则间有焉者多矣。终有焉者何议焉？间有焉者则可谂之矣。以天下之大也，行之于国与民非一事也，群臣之多也，其言与行非一迹也。邪正之归，何以与知而不惑也？可以圣与贤而不言，学者而不知乎？〈同上〉

　　【策问一十道】

　　《乾》之二五皆曰“利见大人”，《屯》之二六皆曰“乘马班如”，《归妹》、《泰》之六五皆曰“帝乙归妹”，《损》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履》之六三曰“眇能视，跛能履”，而《归妹》则初九曰“跛能履”，九二曰“眇能视”，《既济》之初九曰“曳其轮，濡其尾”，而《未济》则初六“濡其尾”，九二曰“曳其轮”，或有离之象，而多曰利用狱，或有巽之象，而多曰“利涉大川”。凡此者，其辞或离或合，或同或异，其象各有系，其义各有所当，《易》学者之所宜尽心也，宜别白其旨，而是著于篇。

　　问：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韩子曰：“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老子、韩愈亦各以其所得于圣人者自为一家之言邪？抑其有所激抗而其言不得不然邪？抑会其归不与孔子异意邪？其辩二子之得失，而推孔氏之意，凡四者之所谓如何？悉书以对。

　　问：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岂出于求之材，开言路，用赏罚，明好恶？而当时大治，后世称之至今。今之所以别贤不肖而进退于朝廷，未尝有一士或遗于下；广谏诤之途而聪明视听，未尝有一言不通于上；罚罪而赏功，以惩劝之意，未尝有一事不以其宜；好善而恶恶，以明化道之方，未尝有一事动不求当，与古之所以治天下者岂异？而今之治未足以迹于二帝三王之盛，其何谓邪？盍亦言焉？

　　问：韩愈曰：“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得扬雄、荀卿之书，而益尊孟子，以谓二子者皆圣人之徒。”然今世学者好诋诎三子之说者甚众。三子者诚诡于道，而愈之书又过于言乎？抑今之学者未达于三子之说而好辩以妄议乎？如三子之说不诡，韩愈之所谓者不过，而今之学者皆是，其不有害于世、乱于圣人之道？欲使其能达于三子之说，而以其好辞妄议之心抑有达乎？自古至今，百家之说众矣，其亦有可取者乎？抑皆无可取者乎？圣人之所以自得而不同于百家者于经何说？百家之所以失而不合于圣人者于经何谓？而三子之书，尤恶百家之学者，又何也？愿闻其所以。

　　问：《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子学礼，能言六者之所谓，其著于篇。

　　问：今举天下之士，开间岁之制以收遗滞，定保行之法以革骜悖，修土著之令以息奸妄。策问之试，使明于治乱之体者得毕其说。设明经之科，使通于圣人之意者得申其学。子以谓如此可以得天下之贤材而变近世之风俗乎？

　　问：六经之书，太极以来至于天地人神事物之变、远近小大微显之际、异同之旨无不备者，而其要则在于使学者知顺性命之理、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而已。然其言不一，其意难知。今欲闻太极以来至于天地鬼神之际与学者之所以顺性命之理，而正心修身者其要安在，至于国家天下者之其本末先后如何，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者何方而可，此学者之务也，其勿务于虚词，而据经之言，以其远近大小微显之义、异同之说以对。

　　问：《书》曰：命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刚而无有虐，简而无有傲。又曰：神人以和，祖考来格。又曰：鸟兽跄跄，百兽率舞，凤皇来仪。《记》曰：国君无故不彻钟磬，士无故不彻琴瑟。又曰：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又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今乐犹古乐也。夫礼乐刑政皆治天下之具，而有虞氏以来，教人者必本于乐，何也？其救人之性，使之直温宽栗柔立愿恭，而刚简者无虐与傲，是果何以哉？钟磬琴瑟无故则不傲，然则乐之急如是邪？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则乐者象功德而已，其使之风移而俗易，至于动天地、感鬼神而及于飞走异类无知之物，莫不皆化，是出于至治之极，所感者如此，乐者文之而已邪？抑感之者非他，固独在于乐邪？如欲作礼乐，则其情之可考于古者何近？如欲述礼乐，则文之可用于今者何宜？孟子以谓今古之乐同者，其合于经邪？生其务极其意而各以经言。

　　问：《诗》之序曰：太平之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而《孟子》亦曰：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今之君子有长育人材之势，而又能有其志者，固少矣。有其志而以士之难知也，进以文辞而不奉于理，则浮华以乱实、险怪以乱正者将有取焉，是不害于道邪？进之以行义而本于理，则繁礼而饰貌、好奇以诡众者将有取焉，是不害于道邪？夫育人材者固将长育成就人之材，以劝天下而移风俗也。今其害若是，知其溺于浮华之可患而宁进繁礼饰貌好奇之人，庶乎其有激，而幸乎其有实也，其可乎？抑其犹不可也乎？古之君子长育人材而能本于理者，其要如宜，具书以对。〈《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三。本篇题作“一十道”，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