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玉和她的鹦鹉螺号
时间:2014-05-03 作者:韩松落 点击:次
| 张曼玉经历过两次重量级的冒险，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末，出演王家卫电影。 在那之前，她已经演过好些电影，角色多半是很美很天真的女孩，按她后来的话说，给出的是“优柔寡断、冒冒失失的表演游戏”，以及“那种‘陪衬女孩’有点感伤、有点滑稽的形象”。当然，这类形象，显然是从她当时的个人形象中延伸出来的。杨凡曾经因为电影《玫瑰的故事》、《流金岁月》和张曼玉合作，后来，他写过那时的她，用一种微微调侃的笔调。在杨凡看来，她不够松弛、缺少内容，钟楚红则自然、饱满，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识。亦舒则用努力邀请张曼玉主演《玫瑰的故事》来表示赞美，还说：“我不管她会不会演戏，只要她走出来，我就要看。”今天看来，这种赞美，有点令人难堪。 保持这种形象，是最安全的，有无数前例可援，香港这个大都市，也会用尽一切方法，让她的形象滚雪球般壮大，她只需要提供一个不出意外的张曼玉，就可以坐享其成。而她却得到了一个危险的机遇，接受王家卫的点化。之所以有这样的机遇，是因为她入戏还不深，在王家卫看来，电视动不动要给演员特写，忽略了脸部以外的表演，而张曼玉“由于受电视的影响不深，比较自然”，他还发掘出她的特长：善于肢体表演。从那以后，“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张曼玉语），香港新浪潮的几位导演，把她带入另一个层面，让她逐渐远离了“香港女明星”这个评价体系。 另一次冒险，是在主演《清洁》并成为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之后，她不再出演电影，开始开掘自己的生活。她拒绝的片约，是别的演员求之不得的，包括来自好莱坞的邀请，因为她在英国的求学生活，她在异地所遭受的排斥，让她“对自己的文化产生防卫意识”。更重要的是，她打算去尝试各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我演戏演到死更好”。 所以，当她签约摩登天空，以唱作型音乐人的身份亮相的时候，很少有人表示不屑，尽管在她的演出亮相前，音乐人们并不拿她当真，调侃她的唱功，用她在“春晚”演唱的《花样年华》为例，说那“证明了她是真唱”，还称她是史上唯一一个不会参加商演的歌手，在演出结束后，又吐槽说那是车祸现场，夸张地描绘说“有大批粉丝离场”。但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看低她，我们敬重的不是她的摇滚乐，而是她所经历的冒险，她已经在两个关键时刻，突破了安全区域，去争取自由，现在的她，实在有资格去玩耍、撒欢，或者什么也不做。 自由……不论是谁，说出这两个字，会有犹豫，写下这两个字，会有轻微的战栗。最是肉身不自由，最是文人不自由，自由是一个刀锋般的词语。它如果一定要有个具体的形象作为承载，我能想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里的尼摩船长，他的鹦鹉螺号潜艇，坚固而且舒适，船上收藏着一万两千册图书，他驾驶着它在海中游弋，观看海底奇观，到处打捞海底宝藏，用来资助革命，遇到战舰，就迎上去撞沉。 拥有这样一种生活，似乎也不难，这要看你把什么当做鹦鹉螺号。在香港那样一个价值观保守的地方，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方法，来帮助张曼玉们获得鹦鹉螺号，嫁豪门，就算不入豪门，至少也要嫁个人，然后偶然出来接个广告，客串个角色。这显然不是张曼玉的鹦鹉螺号，她是独狼式的尼摩船长。有人在北京公交上见过她，也有人在巴黎街头见过她，都是一个人。刘嘉玲和梁朝伟结婚，宾客名单上也没有她，未必是怕尴尬，而是她那种独狼式的游弋，是他们安全生活之外的一个魅影。 甚至，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鹦鹉螺号。女明星里，何超仪算是最从心所欲的一个，赌王的女儿，却热衷于拍CULT片，各种鲜血淋漓、离奇诡异。她跟记者说，这是因为大片已经有人拍了，她想从小成本做起。但我知道那是场面上的话，她那么说，是要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她拍那些电影，是因为她想拍。我还看过她的演出，在音乐节上。大屏幕放大了她细微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其实并不够放得开，有几次，气势已经不够了，她又续上去了，她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写着：既然站上舞台，不能半路退场。那种不矫饰，很动人。 但我还是觉得，最接近我们对鹦鹉螺号定义的、更动人的，还是张曼玉唱摇滚这件事。 格非谈尼采和音乐的关系，以及理性之外的那个危险、幽暗的地带时，用了塞壬作为象征：“塞壬是恐怖与美丽的复合体。它显示出希望和诱惑，也预示着颠覆和毁灭的危险。由于塞壬的存在，水手和航海者永远处于两难的悖论中。面对歌声的诱惑，你当然可以选择回避，远远地绕开它以策安全，也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勇敢地驶向它。据此，人的生活也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安全的生活和真实的生活。” 所谓自由，不只意味着扩张能力范围和控制环境，更意味着真实的生活。就像前售货员张曼玉，为成为此刻的张曼玉，所做的一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