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札子六首(3)

　　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鳅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场。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

　　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御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而何求而不得也？

　　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议经费札子】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有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驯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雕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廷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诚至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减五路城堡札子】

　　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因得考于载籍。盖秦凤、?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年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为一倍，元丰较于嘉?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虽故有之城，始籍在于三班者，或在此数，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犹之不善弈也。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相应，由是朔方以安，减镇兵数万。此则能得其要，立城虽疏，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曰：“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数岁中，至于再倍，则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众？殆疆场之吏，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棋况之，则立城不必多。臣言不为无据也。以他路况之，则北边之备胡，以遵誓约之故，数十年间，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则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验也。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故谓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边之臣，未有称其任者也。今守边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以从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备驱策。然出万全之画，常诿于上，人臣之于职，苟简而已，固非体理之所当然。况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应者未合其变，顾使西北之兵独多，而东南不足。在陛下之时，方欲事无不当其理，官无不称其任，则因其旧而不变，必非圣意之所取也。夫公选天下之材，而属之以三军之任，以陛下之明，圣虑之绪余，足以周此。臣历观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兴太祖之用将英伟特出者也。故能拨唐季、五代数百年之乱，使天下大定，四夷轨道，可谓千岁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牵常见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聪明睿圣，有非常之大略，同符太祖。则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乱，莫如大祖；能继太祖之志以经武，莫如陛下。臣诚不自揆，得太祖任将之一二，窃尝见于斯文，敢缮写以献。万分之一，或有以上当天心，使西北守边之臣，用众少而得?多，不益兵而东南之备足，有助圣虑之纤芥，以终臣前日之议，惟陛下之所裁择。〈《任将》篇见《本朝政要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