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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将要面临的折磨

春晚导演要在盛典氛围和政治总结之间寻找交叉点,既躲不开上层的审视,
又惹不起递“条子”的关系户和财大气粗的赞助商。身心俱疲之后,
他们最想说的或许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那句话:
“你行你上啊!”而今年将要面临这些困境的,是冯小刚。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2001年,导演王冼平接到了43张推荐演员的“条子”。卸任之后,她说再也不想碰春晚。
陷入开会和审查的疲劳战,卷入名利的漩涡,穷于应付“条子歌手”和广告商……这是春晚导演们普遍面临的窘境。
事实上,这些精神层面的痛苦还是第二波,对所有导演而言,第一种痛是生理上的。
1993年,央视首次采用竞标方式选拔春晚导演,36岁的大个子张子扬中标。据《中国周刊》报道,晚会播出前,正当壮年的张子扬连续五天没休息、三天没吃饭,“从裤腰以下全被汗水浸湿,双手扳控制键已经扳得僵硬麻木”。担任过语言组导演的马东也说,“当春晚导演是个苦差事,首先身体得好,禁得住几个月的熬夜;其次得脸皮厚,禁得住正月里的骂声”。
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导演,春晚排练的超大强度更显残酷。2004年,毫无思想准备的袁德旺在57岁时接到执导春晚的任务,创下了春晚导演的年龄之最。
“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完,下一个会已经来了。”据他回忆,由于很多演员和作家不习惯早起,央视编导和他们的沟通只能放到下午,春晚栏目组自己的碰头会自然就持续到深夜。
最忙的时候,袁德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凌晨三四点钟刚躺下,早上八点就要到台里开例会,基本属于“以台为家”。睡眠不足,体力不支,不仅让他累得不知所措,心情也越发糟糕。
他们的困顿和苦恼,映射的是春晚多年的痼疾,也是30年来中国献礼文化的投影。而今年,将要面临这些困境的,是冯小刚。


看不见的领导,看不见的手
即便疲惫不堪,也得强打精神。因为节目筛定、排练后,还要面临“审查”。在春晚这场马拉松般漫长的拉锯战里,不论你是经验丰富的春晚“老人”,还是新鲜上岗的指挥者,审查都是磨练心力的一道关卡。
2009年,郎昆(导演过2009年等多届春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上春晚要过“六道关”。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组成的领导小组都对节目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在袁德旺看来,需要考虑的不止是这几个部门的意见,还有管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更不用说中组部、公安部、共青团,甚至妇联的领导都有发言权……开研讨会时,有时十几个人讲完才轮到袁德旺自己发言。
审查标准包括“艺术标准、宣传口径标准、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前者好理解,后面的两个标准,则取决于节目播出后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是否在宣传口径上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郎昆举例说,语言类节目中若讽刺医生、教师、公安,那都会形成“对一个行业巨大的伤害”,哪怕只是一句话不妥,整个节目也会被无情地砍掉。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在亲身领教过春晚的审核之后,感慨地说:“春晚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赖声川的名作《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针砭时弊,对权贵阶层审美趣味和“政治秀”的嘲讽犀利痛快。2002年春晚总导演陈雨露原本希望赖声川的表演团队能在除夕上演一段《千禧年》的“精简版”。在她的请求之下,赖声川字斟句酌地修改了14次,改到陈雨露都觉得“自己是在折磨赖声川”的地步。
其实从头到尾,领导们都没有向陈雨露指出改动的具体理由和方向,“揣摩”成了春晚导演们的必修课。于是,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谁是贝勒爷》和原作相比面目全非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春晚正式开场后,“上头”的意见也随时会改变节目的走向。
1987年春晚,导演邓在军选定歌手费翔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编导会上,领导觉得表演时的迪斯科动作太夸张,要求拿掉。结果直播时,领导发现这些动作还在,就在话筒里大声喝令:“邓在军,不能切全景!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于是,那次载入春晚史册的表演,播出时整首歌后半段的镜头只有近景。
有时候,负责审查的领导还会“记仇”。1998年春晚,导演孟欣为那英和王菲度身定制了《相约1998》,却在大年三十当天接到通知要拿下节目。那英打听缘由,时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亲自过问后才得知,前一年王菲拒绝为春晚修改歌词,得罪了人,因而遭此待遇。幸好导演最终顶住了压力,两位天后才有机会在春晚舞台同台献唱。
近年来,春晚甚至遭遇了“全民审查”。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小品统筹王宝社参加过多届春晚的创作,某年有一个小品在审查时,剧作家闫肃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第二天,马上就有民间声音批评这个小品丑化兽医,结果,节目临时取消。其实,整个小品里只有几句取笑兽医的台词。


“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一道道审查过后,奉献给观众的会是怎样一台晚会?不用多想,每年的开场永远是花团锦簇;歌曲演出注定是华服艳丽……在八股式的主持语言和宏大主题的烘托下,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了极具符号意味的新民俗,实现了从领导到百姓对现代中国的“共同想象”。
研究者潘知常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春晚让国人在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压抑后获得了释放,那90年代以后的春晚则更多地展示了欢庆太平盛世的虚拟仪式。网友评价:“以颂(庙堂之声)为主,以雅(文艺之声)为辅,以风(百姓之声)为补。”
袁德旺回顾说:“1990年以后的春晚,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一年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回顾和总结,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来播出,它必然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在他的时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他说得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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