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这种举国欢腾式的盛典氛围，主创团队中也不乏由衷的支持者。2009年春晚导演之一的朱海曾在座谈会上质问：“如果把春晚的开场从红红火火、歌舞喧天的背景舞蹈换成奥斯卡那种一人独秀的开场白，观众能接受吗？”
郎昆更直截了当：“在这个大年三十阖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曾担任多届春晚策划的甲丁表示，很难再有像王景愚的《吃鸡》、游本昌的《洗澡》这种感觉的作品，往往每个环节都要负担一些主题，纯娱乐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作者的创作负担太大了，还没有写，就已经有了很多限制。
节目创作乏力，还有一点是出于现实考虑。“说实话，在春晚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是不成比例的。”甲丁说，要沉下心来几个月为春晚创作，又要得到各级认可，很多创作者权衡得失后就放弃了。
在这种情势下，赵本山在他的流水线小品里既表达了小人物的卑微和诉求，又极为适时地融入了对祥和局面的讴歌赞颂（如台词“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成为上下通吃、各家讨喜的典型。即便有观众表示厌烦他的三板斧、有专家称老赵江郎才尽，导演们也不敢轻易舍弃赵本山这颗最大的棋子。
可以无聊，但不能出错
求稳、求妥、谨慎前行，成了从导演到各部门的共识。面对社会上“春晚革新”的呼声，很多导演也想过另辟蹊径。孟欣试想过用老太太和孙女期盼家人回来的场景安静开场，郎昆曾想在春晚的高潮部分引入交响乐，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太出格的设想，却都在提交讨论阶段就告夭折。
到目前为止，近年春晚创新力度最大的还是舞美。依靠LED大幕、3D画面等技术，春晚的炫目程度日益升级，但华丽的包装下，却难掩节目的空洞。
做过四届春晚总策划的石林指出：“苦恼还是寻找交叉点，要撇开审视是不可能的。不出错与稳妥，是一直的要求。这就需要找准分寸，找不到那个点儿就躲。这样一来，更多的心思花在置境上，形式大于内容，这东西越大，那里面的瓤就越干、越小。”
像最初两届春晚那样生活化的场景和即兴的表演—演员演完了就跑到台下嗑瓜子，刘晓庆在念完电报之后自作主张地加上独白“想念爸爸妈妈”，在但求无过的“后春晚”信条下已是痴人说梦。学者朱大可曾说，对于中国人，春晚是一根典型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更可悲的是，连春晚现场的笑声都要由导演们来设计了。
据报道，郎昆、甲丁等人都曾经亲自担当“领头吆喝人”。媒体调查称，春晚的第一个领掌员，其实是著名相声演员赵炎。
1984年春晚，马季说的是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晚会开始前，赵炎问导演黄一鹤，自己除了表演相声小段《春联》之外，还能干点啥。黄一鹤于是给了他一个“拉拉队队长”的任务，带领大家热烈鼓掌。当年他恐怕想象不到，此后连导演自己也要加入到这个离奇的队伍中吧？
条子太多，只能让歌手“大联唱”
“有硬关系就能上春晚”在坊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今年年初，2001年春晚导演王冼平痛陈“条子”之害，这是第一次由导演亲自戳穿“皇帝的新装”。
那年，王冼平一共收到43张“条子”，其中以歌手居多。她一开始没有示弱。把所有的“条子歌手”叫到一个房间开会，直言“你们要靠作品说话”。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拼过这些人背后的关系。
“最硬的那张条子是个演唱水平无法恭维的女歌手，要求在12点独唱。她的母亲打电话说：‘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王冼平没有对记者说出那位歌手到底是谁，只是披露最终该女歌手在重要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究竟是谁，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袁德旺说：“很多人一年什么节目都可以不上，但一定要上春晚。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潜规则，行贿、送礼、找领导、找关系，有利于他能上春晚的人，都会送。没有关系开始搭关系，只要是能上就行。”
只有部分“关系户”的作品会被台领导否决掉。导演既要跟领导沟通，又不能讲得太明白。这样来来回回打“哑谜”，有时到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台长打电话才能解决。
“关系户”太多，晚会装不下，“大联唱”便成了导演们无奈的妥协之举。袁德旺把这种工作比喻成“编筐”：选定一首歌让关系演员唱，来一个人便往“筐”里装。装得多了，独唱变二重唱，再变小合唱，多人联唱也就这么出来了。即便身为一台之长，杨伟光也没法取消这种节目编排：“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
钱就没法挡，也不能挡
“关系”无法拒绝，钱就更没法挡，也不能挡。
20多年里，春晚为央视创造了巨大的口碑效应，也变成了春节期间金灿灿的“聚宝盆”。每年春晚的广告和赞助回报以亿为单位，观众最为厌恶的“念电报贺辞”环节，主持人字字“珠玑”吐出的都是哗哗的入账。
2000年，明星唱广告歌开始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语言类节目也概莫能外，从相声桥段到小品里的着装、台词，“植入”多到了令观众反胃的程度。即便2010年开始声称取消广告，同样还有其他隐性形式在继续保证春晚的盈利。
甲丁说，1983年春晚那时候观众团团坐，所有演员给主演的人当“托儿”，整个调动大家情绪，形成了台上台下特别明确、特别良好的互动氛围。“现在台底下坐的都是赞助商，没有一个位子能提供给演员。大家一起联欢的感觉没有了。”
“我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的产品。”这是王冼平最大的无奈。做一台“干净”的晚会，还可能吗？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周刊》封面报道焦东雨、闫小青等《谁在导演春晚》，
《南方周末》万静《上春晚要过六道关》，《三联生活周刊》陈晓《30年春晚，寻找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