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集·卷十七·记十二首(2)

　　事之穷必变，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为门以通道往来，而屋以取固。即门之东北，构亭瞰江，以纳四方之宾客。既又自大其治所，为重门步廊。门之上为楼，敛敕书置其中。廊之两旁，为群吏之舍，视事之厅，便坐之斋，寝庐疱氵?，各以序为。厅之东西隅，凡案牍簿书，室而藏之，于是乎在。自门至于寝庐，总为屋凡若干区。自计材至于用工，总为日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

　　始繁昌为县，止三千户。九十年间，四圣之德泽，覆露生养，今几至万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余，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而无贫民。其江山又天下之胜处，可乐也。今复得能令，为树立如此，使得无岁费而有巨防，宾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为之观。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狱讼、赋役之书悉完，则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县之去陋名，而仕者争欲来，行旅者争欲游，昔之疵者日以减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称其县之名，其必自此始。

　　夏令用荐者为是县，至二十七日，而计材以至于落成，不惟兴利除弊可法也，而其变因循，就功效，独何其果且速与！昔孟子讥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呜呼，如夏令者，庶几所谓知为政者与！于是过子产矣。

　　凡县之得能令为难，幸而得能令，而兴事尤难；幸而事兴，而得后人不废坏之又难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难得，而令又幸无不便己者，得卒兴其所尤难，皆可喜无憾也。惟其欲后人不废坏之，未可必得也。故属予记，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丰曾巩记。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如何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菜园院佛殿记】

　　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僧可栖，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

　　初，菜园有籍于尚书，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践之，求屋室居人焉，无有也。可栖至，则喜曰：“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医取资于人，而即其处立寝庐、讲堂、重门、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独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为，乃使庆、明、杰持簿乞民间，有得辄记之，微细无不受，浸渐积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盖十年矣。

　　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经营，扌?摭纤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岂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迟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巩记。

　　【宜黄县县学记】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皇?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