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2)

王希亮的这番话，见之于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播出节目《日本侵华将领实录——石原莞尔》。看到节目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查资料，想查出石原莞尔完整的中国观，很遗憾，没有。现在的障碍是：第一，咱不懂日文，第二，懂日文的不给咱翻译。就是王希亮先生也忒小气，明明懂日文，却自个儿独吞，偏偏不给我们翻译过来！今天上午查找了诸多王老先生的论文与论著，至今还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我将继续追查。

为嘛我很关注这番话呢？很简单，同是老大学生（石原陆大毕业时虚岁30，考察中国时虚岁32；许广平闹学潮时虚岁28，1926年女师大毕业时虚岁29），从中日两个大学生的对比中，是不是我们也能发现些什么呢？从石原莞尔对民国学生的评价中，是不是更能发现些什么呢？也许这就是差距？

其二，被驱之杨，也就是女师大时任校长杨荫榆，妇女解放的先驱。她年轻时以激烈行为抗拒包办婚姻，和夫家断绝关系后终身没有再嫁，1907年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1月由于开除三名学生引起了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学生称“驱羊运动”）。

（图注：五四运动现场。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青年反叛运动，但反叛的青年们长大了，未必不变成他们当年所恨的人。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这仅是导火线，按许广平的回忆，则是这样的：“综合反对杨荫榆者们的心理是很简单的，首先是学业前途的日见黑暗．许多不大必要的课目存留或增添，和不孚众望的教师的延聘，却反而把提高女子教育到北大、师大一样课程的文科教师们，倒坚决地日见有计画的在削减。她们多冒了千辛万苦，经过家庭多少斗争才获准许升学的—群，怎么能够忍受？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喊喊喳喳，低声媚笑的。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拥护女人掌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为了那娇声戏谑，那酒食熏腾的散播，怕惹是非或稍自爱重的都不大愿意到储藏室去领东西，有时就必定等到两三个人一起才敢走去。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这成了什么样的世界！正本清源，为了女学前途，非扫去这些渣滓不可的感觉弥漫在全校生徒的心中。”[2](p115-116）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课程设置及教师聘任，这可以有明确的诉求，更可以和校方商榷；但女校长着何衣服、跟人如何交往、女教职员如何给女校长汇报工作，还真不是你学生能管的。只听说过教授治校，还没听说过学生治校的。只不过那时候新潮，学生就把学生自治扩展为学生治校了，有些学校，校长都是由学生选的。而且光治校还不成，有学生干脆宣布校长制度不合理，需要废除：“我们还要宣言，我们是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3](p145）

其三，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1日学生自治会四名代表到教育部状告杨任校长以来的二十四条罪状（相比之下，和珅临死才被判了“二十大罪”），同时致函杨并限六小时内答复，告以“学生等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特请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3](p224）杨回复曰，自治会所述是否出自公意难明，要求自治会签名负责，学生认为此乃陷阱，拒签。教育部派人去学校调查，亦无结果。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力倡整顿学风，自然维护杨荫榆，于是女师大自治会与杨处于相持状态中。

其四，那时的学校条件，据许广平1948年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帅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比起现在的读书，那时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4](p197）实在太好了你们还闹腾啥呢？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许广平信中的教育思想：

第一，她对教育独立是不赞成的，顶多认为部分有理，且用的疑问口气；而对学生干政是完全赞成的，那就是革命有理。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点，所以她对于学生的要求，乃是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所以像校长帮助学生找工作、联系职位这种学校本份内的事，在她眼里就都是买通。而学生想找个工作、职位以图谋生，或者不赞称她的革命言行，在她眼里就是革命性不够，且人格破产。

第三，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和五四以后的青年悲观痛哭。关于五四前后的青年，这里简单说一下。

众所周知，五四时，学生游行又是殴打又是火烧，已走向暴烈，触及刑法，虽是出于爱国，但无底线无规则，无助于建设。五四之后，这种暴烈行为继续扩展中。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五四前是学生运动，五四后就是运动学生了。用胡适的话说，那就是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5](p206）所以，五四之前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习，五四之后的学生，学习仅是副业，革命才是主业，学生纷纷走向职业革命的道路，且被政党灌输进“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偏执信条。用吕芳上先生的话来讲：“五四之后，学生的气焰骤然增高……对抗，既然变成无上的道德，于是风潮亦无由止息了。”[3](p74-75）用当时的报纸评论来讲：“学生对于校长，自由选举，……甚者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悲剧，愈演愈烈；而爱国运动之变态，亦愈出愈奇。其始也，孤高纯洁；其终也，苍黄反复。党派之操纵也，外力之诱致也。明目张胆，公为破坏。且复贾其余勇，迫逐校长，驱禁教员，政府既侧目而坏恨，教师亦束手而无策。”[3](p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