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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图
孟子讲性善，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我讲厚黑学，说：“小儿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走近来，就用手推他打他。”这两种说法，岂不是极端相反吗？究竟人性的真相是怎样？我们下细观察，即知小儿一切动作，都是以我为本位，各种现象，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将母亲与己身比较，小儿更爱己身，故将母亲口中糕饼取出，放入自己口中。母亲是怀抱我、乳哺我的人，拿母亲与哥哥比较，母亲与我更接近，故更爱母亲。大点的时候，与哥哥朝夕一处玩耍，有时遇着邻人，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更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外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之规律，其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相像的。我们把他绘出来，如甲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是人心的现象，我们详加玩索，就觉得这种现象很像讲堂上试验的磁场一般。距磁石越近的地方，铁屑越多，可见人的情感与磁力相像。我们从甲图研究，即知我说的小儿抢母亲口中糕饼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原是一贯的事，俱是以我字为出发点，性善说与厚黑学就可贯通为一。
上面所绘甲图，是否真确，我们可再设法证明：假如暮春三月的时候，我们约着二三友人出去游玩，走至山明水秀的地方，心中觉得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戚然不乐，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与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我们心中很替落花悲戚，对于碎石不甚动念，这是甚么缘故？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对于落花更觉关情。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那种声音，入耳惊心骤闻之下，就会把悲感落花之心移向犬方而去了。这是甚么缘故？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自然会起同情心。我们游毕归来，途中见一只犬拦住一个行人，狂跳狂吠，那人持杖乱击，人犬相争，难解难分，我们看见，总是帮人的忙，不会帮犬的忙。因为犬是兽类，那人与我同是人类，对乎人的感情，当然不同。假如我们回来，一进门就有人来对我说：某个友人，因为某事，与人发生绝大冲突，胜负未分，我就很替这个友人关心，希望他得胜。虽然同是人类，因为有交情的关系，不知不觉就偏重在我的友人方面去了。我把朋友邀入室中，促膝谈心，正在尔我忘情的时候，陡然房子倒下来，我们心中发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防卫自己，第二个念头，才顾及友人。我们把各种事实、各种念头、汇合扰来，搜求他的规律，即知每起一念，都是以我字为中心点，我们步步追寻，层层剥剔，逼到尽头处，那个我字，即赤裸裸的现出来了。我们可得一个结论：凡有两个物体，同时出现于我的面前，我无须计较，无须安排，心中自然会有亲疏远近之分。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终不外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我们把它绘出图来，如乙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它的现象仍与磁场一般。我们绘这乙图，是舍去了甲图的境界，凭空另设一个境界，乃绘出之图与中图无异，可知甲图是合理的，乙图也是合理的。这两个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既是与磁场相像，与地心引力相像，即可说心理变化不外力学公例。
孟子讲性善，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前已绘图证明，是发源于为我之心，根本上与厚黑学相通。他第二个证据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细细推求，仍是发源于为我之心，仍与厚黑学相通。兹说明如下：
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自己畏死的表现。假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陡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个现象，即是怵惕。这是因为各人都有畏死的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会把畏死的念头放大，化我身为被追的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就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先有怵惕，后有恻隐，是天然的顺序，不是人力安排的。由此可知：恻隐是从怵惕生出来的，莫得怵惕，就不会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发源于我字。
乙 图
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我们把他绘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我当然对孺子表同情，不能对井表同情。有了第一圈的我，才有第二圈的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将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我也认为不要紧的事，不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也认为不要紧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莫得我，即莫得孺子，莫行怵惕，即莫得恻隐，道理本是极明白的。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看见怵惕心能放大而为恻隐心，就叫人把恻隐心再放大起来，扩充到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就生出宋儒的误会。宋儒言性，从恻隐二字讲起走，舍去怵惕二字不讲，成了有恻隐无怵惕，知有第二圈子孺子，不知有第一圈之我。宋儒学说，许多迂曲难通，其病根就在这一点。
我们把甲乙两图详加玩味，就可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甲图是层层放大，由我而亲，而兄，而邻人，而本省人，而本国人，而外国人，其路线是由内向外，越放越大。孟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利用他，创为性善说。所以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推恩足以保四海。”力劝人把圈子放大点。孟子喜言诗，诗是宣畅人的性情，含有利导的意思。乙图是层层缩小，由石而花，而犬，而人，而友，而我，其路线是由外向内，越缩越小。荀子看见人心有此现象，就想制止他，创为性恶说。所以他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又说：“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人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生怕人把圈子缩小了。荀子习于礼，礼是范围人的行为，含有制裁的意思。甲乙两图，都是代表人心的现象，甲图是离心力现象，乙图是向心力现象。从力学方面说，两种现象俱不错，即可说孟荀二人的说法俱不错。无奈他二人俱是各说一面，我们把甲乙二图一看，孟荀异同之点就可了然了。事情本是一样，不过各人的看法不同罢了。我们详玩甲乙二圈，就可把厚黑学的基础寻出来。
王阳明讲的致良知，是从性善说生出来的。我讲的厚黑学，是从性恶说生出来的。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我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此两说何以会极端相反呢？因为同是一事，可以说是性善之表现，也可说是性恶之表现。举例言之：假如有个友人来会我，辞去不久，仆人来报道：“刚才那个友人，出门去就与人打架角孽，已被警察将双方捉去了。”我听了，就异常关心，立命人去探听。听说警察判友人无罪，把对方关起了，我就很欢喜。倘判对方无罪，把友人关起，我就很忧闷。请问我这种心理，究竟是善是恶？假如我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善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与人相争，与你毫无关系，你愿你的朋友胜，不愿他败，这种爱友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所谓博施济众，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谓民胞物与，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就须把他扩充起来。”假如我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这明明是性恶的表现，何以故呢？你的朋友是人，和他打驾的也是人，人与人相争，你不考察是非曲直，只是愿友胜不愿友败；这种自私之心，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此种念头，是扰乱世界和平的根苗。日本以武力占据东北四省，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墨索里尼用飞机轰炸阿比西尼亚，也是从此种念头生出来的，所以人们起了此种念头，即须把他制伏下去。”我们试看上面的说法，两边都有道理，却又极端相反，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要解决孟荀两家的争执，只消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此心愿友得胜，即是第二圈。请问这第二圈，是大是小呢？孟子寻个我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小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大圈。荀子寻个人字，与友字比较，即是在外面画个大圈来比较，说第二圈是个小圈。孟子以为第二圈是第一圈放大而成，其路线是向人字方面扩张出去，故断定人之性善。荀子以为第二圈是由第三圈缩小而成，其路线是向我字方面收缩拢来，故断定人之性恶。其实第二圈始终只有那么大，并未改变。单独画一个圈，不能断他是大是小；单独一种爱友之心，不能断他是善是恶。画了一圈之后，再在内面或外面画一圈，才有大小之可言。因爱友而做出的事，妨害他人或不妨害他人，才有善恶之可言。
愿友胜不愿友败之心理，是一种天然现象，乃人类之通性，不能断他是善是恶，只看如何应用就是了。本此心理，可做出相亲相爱之事，也可做出相争相夺之事，犹之我们在纸上画了一圈之后，可以在内面画一小圈，也可以在外面画一大圈。孟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张开点，在外面画一个较大之圈。荀子见人画了一圈，就断定他一定会把两脚规收拢点，在内面画一个较小之圈。若问他二人的理由，孟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小圈放大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放大，在外面画一个更大之圈。”荀子说：“这个圈明明是由一个大圈缩小而成。依着它的趋势，当然会再缩小，在内面画一个更小之圈。”这些说法，真可算无谓之争。
我发表厚黑学后，继续研究，民国九年，创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并绘出甲乙二图，因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带有点诡辩的性质。同时悟得：我民国元年讲的厚黑学，和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也带有点诡辩的性质。甚么是诡辩呢？把整个的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说得条条有理，是之谓诡辩。战国策士，游说人主，即是用的此种方法。其时，坚白异同之说甚盛，孟荀生当其时，染得有点此种气习，读者切不可为其所愚。我是厚黑先生，不是道学先生，所以我肯说真话。
力有离心、向心两种现象，人的心理也有这两种现象。孟荀二人，各见一种，各执一词。甲乙两图，都与力学公例不悖，故孟荀两说，能够对峙二千余年，各不相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孟荀两说就可合而为一了。孟荀两说合并，就成为告子的说法。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任从何方面考察，他这个说法都是对的。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可说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裁取半面以立说，成为性善说。遗下了半面，荀子取以立论，就成为性恶说。因为各有一半的真理，故两说可以并存。又因为只占得真理之一半，故两说互相攻击。
有孟子之性善说，就有荀子之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与之对抗。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把良知二字讲得头头是道。李宗吾说：“小孩见着母亲口中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近前，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我把厚黑二字也讲得头头是道。有人呼我为教主，我何敢当？我在学术界，只取得与阳明对等的位置罢了。不过阳明在孔庙中配享，吃冷猪肉，我将来只好另建厚黑庙，以廖大圣人和王简恒、雷民心诸人配享。
我的厚黑学，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何以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訾议呢？因为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心相喻，不许揭穿，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算是一种公例。我每向人讲厚黑学，只消连讲两三点钟，听者大都津津有味，说道：“我平日也这样想，不过莫有拿出来讲。”请问：心中既这样想，为甚么不拿出来讲呢？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例支配的原故。我赤裸裸的揭穿出来，是违反了公例，当然为社会不许可。
社会上何以会生出这种公例呢？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龄？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人们的习性，既是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例。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后来因为他言性恶，把他请出来，打脱了冷猪肉，就是受了这种公例的制裁。于是乎程朱派的人，遂高坐孔庙中，大吃其冷猪肉。
《孟子》书上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逐出孔庙也宜哉。呜呼！李厚黑，真名教罪人也！
近人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说：“荀子在周末，倡性恶说，后儒非之者多，绝于一人左袒之者，历一千九百余年，俞曲园独毅然赞同之……我同主张性恶说者，古今只有荀俞二氏。”云云。俞曲园是经学大师，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他著的性说上下二篇，若存若亡，可以说中国言性恶之书，除荀子而外，几乎莫有了。箴言为举世所厌闻，故敢于直说的人，绝无仅有。
滔滔天下，皆是讳疾忌医的人，所以敢于言性恶者，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非舍得牺牲者不能。荀子牺牲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才敢于言性恶。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才敢于讲厚黑学。将来建厚黑庙时，定要在后面与荀子修一个启圣殿，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每年春秋二祭，也吃吃冷猪肉。
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我说：诚然，惟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药也。药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当说道：“你的议论，很痛快。”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针之灸之，才觉得痛；针灸后，全体畅适，才觉得快。
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甚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
我不知过去生中，与孔子有何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我们两家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与孔子讲和好了。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换言之，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即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千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
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医界就哗然，说他违反了公例，把他逐出医业公会，把招牌与他下了，药铺与他关了。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叫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这是自荀子而后，二千多年，都莫得这种医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
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诧异道：“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体，何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言之，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话。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即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
告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言之？请问水之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例？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
阳明曰：“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之言心言性者，因为体不可见，故只就用上言之，因为性不可见，故只就情上言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就情上言之。也即是就用上言之。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据情之善。因以断定性之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发生问题，故阳明易之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即用也，即情也。阳明的学力，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
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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