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次毫无诚意的影像叙述

 多年来，我所做的就是力图在文字叙述里提供一种认识萧红的新的可能。这份冲动源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应该是出版传记最多的作家。但是，林林总总的叙述，大多出于他者的立场，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者站在萧军立场，极力美化萧军的拯救之举；二者，往往站在端木蕻良的立场，极力为端木辩诬。当然，还有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叙述，刻意将萧红塑造成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是1981年为召开萧红诞辰七十周年时，北京方面定下的调子）。少有真正站在萧红自身立场的叙述，即便那些出自女性传记作者之手的文字亦是如此。所以，我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人，甚至是一种亲情想象。能做到怎样，姑且不论，但那是我的努力。近年的传记研究，说实在取得一些成绩，人们对萧红的认知开始慢慢多元，而其身上存有的一些讹误也在一点点澄清。

关于萧红的影像叙述，早就有人跃跃欲试。4月6日，看了电影《萧红》之后，作为一个所谓萧红研究者的确难以掩抑愤怒。当被各路记者问及的时候，写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事后，我也知道情绪化是说理的大敌。如今，这部影片在哈尔滨以外的城市早已纷纷下线。我说过人们会很快忘记它，但我到底还没有忘记它。我想说的是，萧红并不是影像叙述的困境，而是叙述者们诚意的缺乏。时隔多日，今天就心平气和地谈谈这部电影，以兑现我在博客上的承诺。

同时，我也转贴了赵光远先生对电影《萧红》的看法。

一、真实与虚构

电影《萧红》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名真姓，在我的理解里，无疑应该是一部传记片。但上映后，有了关于部分电影情节真实性的争论，有人便为之辩护，说这是文艺片。好像文艺片就可以肆意虚构。其实，即便是文艺片也有自己的虚构原则，那些连日常情理都不顾及的虚构，让人如何接受？

这部标榜让客死异乡的呼兰河女儿萧红“回家”、让萧红侄子当顾问，开拍前要萧红家属签字的电影，我想问问某些人，从这架势来看，到底是文艺片还是传记片？当然，传记电影也不是不能虚构。关于萧红的资料，近年出版整理很有成绩，非常容易找到。传记电影的虚构应该是资料缺失之处合理想象，而那些早已有定论的事实，无疑应该尊重事实。电影《萧红》对真实性可以说极不在意，改易随心。现根据观影之后的记忆略举几例。

其一，据《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萧红父张廷举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松江省教育厅秘书。其同事回忆，张待人诚恳，谦虚严谨，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呼兰县志》亦载其“不沾烟酒”（这则材料在哈尔滨方志办公室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电影开始不久，就有萧红父和继母躺在炕上吸烟的场景。全然是旧时代土财主和地主婆的形象，满足了人们对地主的想象。殊不知，张廷举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

其二，萧红三岁时，爱用手指捅祖母房间的窗纸，逼得祖母拿大针守在窗纸后边吓唬，这成了她深刻的童年记忆，日后以不无调侃的语调写进《呼兰河传》。很多读者据此误解萧红幼时受到家庭的虐待，实则祖母也非常爱她。拿大针吓唬爱捅窗纸的孩子，是当时东北老太太常用的方法。电影将这一情节改为萧红初中毕业后，因执意继续到北平读高中而与父母一边争执一边捅窗纸，本意大概为了表现其倔强。要知道，萧红初中毕业也就是离家出走北平的1930年，虚岁二十。一个20岁的大姑娘一边跟继母说话，一边捅窗纸，该是多做作。

其三，1932年哈尔滨的大洪水让被困差点被卖圈楼的萧红，好不容易被难民船从二楼窗户救出，与萧军错过。影片改为二萧与大水淹没的街道上相遇，也还可以接受，如此一改，可以有煽情的机会。但是，萧红在船上因为怕与萧军错过，又大喊大叫地要回旅馆，就显得不合情理了。她越挣扎，越让人觉得做作。要知道，她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不是放出来的。

其四，二萧同居后，萧军第一次情感出轨的对象是一个叫陈涓的上海姑娘，而不是电影里的女房东。据萧红多篇散文可以看出，二萧安家商市街25号期间，房东三小姐确实对萧军爱慕之意。二萧哈尔滨时期的朋友台湾作家孙陵，日后撰文提及二萧的房东三小姐名叫王丽，姿色出众、俄语流利，是在哈尔滨大出风头的时尚女子。电影里将萧军与陈涓的故事嫁接在一个房东身上，明显不合适。因为陈涓老家上海，所以日后二萧到上海后，陈涓回上海省亲，与萧军发生了后续恋情，给萧红以巨大伤害，才导致萧红的东京之旅。这个人物直接关涉到后续的故事，这样改动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

其五，萧红第一次与端木蕻良相识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胡风为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而召集的作家座谈会上。影片让端木出现在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回上海，码头迎接的一众人里。

其六，萧红关于“文艺咖啡室”的畅想，发生在1938年夏天在汉口“文协”等船，与孔罗荪、李声韵等人在一起坐聊时。跟端木、骆宾基、萧军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七，港战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28日举行“ 入城仪式”，正式接管香港。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停战后开始接纳病人的养和私人医院，确诊为喉部结瘤需要手术。求医心切的萧红执意遵从医生意见，术后发现误诊。于1月18日中午转至玛丽医院。下午2时，在玛丽医院手术室医生给萧红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因没有气流经过声带萧红不能说话只能用纸笔跟骆宾基、端木交流。偶尔，因为痰液阻塞铜管可以说几句话，不可能如影片那样长篇大论地对骆宾基和端木交待后事。电影完全无视萧红生命最后不能说话这一事实。

其八, 关于骆宾基与萧红的恋情，电影《萧红》完全坐实，也没有根据。以目前资料所见，唯一爆出此料的是台湾作家孙陵。在其所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一书里，于骆宾基专章。记述萧红死后，骆和端木到桂林由其提供住处。一天，两人突发激烈争吵，孙陵劝架过程中，骆对他说，萧红逝前对其表示过爱意。孙陵描述当时的情景：“他（骆宾基──笔者）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是真的！她（萧红──笔者）说她爱我！’”。孙陵去台后，出于政治立场的偏见，对当年留在大陆的三十年代作家的回忆，多用语刻薄，很多事实不尽可信。而且，骆宾基对此说有明确回应，说他和萧红之间除了出于朋友道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情谊。孙陵之说，是多重转述的“孤证”，应该存疑为妥，而不应该如此贸然坐实，更不用说肆意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