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女性悖论(2)

《万箭穿心》实际上对于女性的展现非常全面，比如女性在这样的时代和国家如何自处的问题，更远处则涉及到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底层影像往往涉及到了个体被时代的压迫，而忽略了家庭在时代背景下的矛盾。比如《三峡好人》《看车人的七月》《hello树先生》《钢的琴》，本身并不表达着重表达女性立场和婚姻关系。而对这两点对于底层叙事而言实际上非常重要。

如果简单讲一个花心的男人升官后背叛的故事，实际上就流于道德指摘，当然对于这种问题的批评态度是可取的。但是生活往往比较复杂。例如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这个时代已经足够开放对“性工作者”很多人已经是一种平视的态度了。但是问题在于，选择这个职业是有很多原因的，有些可能是因为贫困，有些是为了维系奢华，有些则是为了刺激和体验。所以很难直接用总体化的评判对于复杂的现象。也很难直接去支持“妓权”，至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马学武的出轨也是一样。

影片隐性的一条线是宝莉的好朋友小景，她的婚姻同样出现了问题。她的男人是“有钱就变坏”的逻辑。而小景选择了不离婚。最该离婚的却没有离婚，不该离婚的却“逼”死了丈夫。小景说：“我没吃亏。我把他也抓的满脸花，他还给了我八万块钱。”后来小景则说：“刘东峰是个混蛋，你们家马学武是被你逼的。”连小景都是这个逻辑。实际上，心理学认为夫妻双方存在一种“虐待”和“受虐”的互补关系。有些人可能受不了，选择了结束；有些人则爱上了受虐或者虐待，成为心里惯习。我不好说这好不好，但是很多看起来奇怪的组合好像过得其实还不错。

 

马学武的出轨表面上看是李宝莉的语言暴力造成的。实际上，是由于阶层的变化。马学武升官并且分房了，这个男人需要一定的权力感了，但是女人没有给他。马学武是乡下人，他在家庭中是从属者，但是由于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了，他回家后的心态自然不平衡。这就会造成两种结果：压制李宝莉，夺取话语权；或者离婚彻底了断。结果两种都没成功，还被李宝莉摆了一道。结果选择了第三种：绝望而尽。

李宝莉在男人死后实际上被快速前进的社会淘汰了。扁担是一个很好的双关道具，担子在肩上。一边挑起家庭，一边撑起命运。另一方面，扁担又是一个在现代城市中不需要的工具，拖车或者物流取代了扁担。而作为一个没有金钱、文化资本，又不愿意接受朋友帮助、出卖身体资本的女性，她不论是从价值观上还是从劳动技能上都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这才是让我更加悲痛的地方，多么传统多么好的一个女人。

我对结尾的不满足在于宝莉坐上了一辆前途未知的车子，还需要自己下车推一把。车子是生活，生活里有了新的男人，她推得是生活和男人。这个男人早就被她降服，别看是个坐了十年牢的混混。从看宝莉面上不收何嫂子的保护费到照建建脑袋干爆酒瓶子，都说明这个女人仍然是生活的主宰，虽然能给你擦身子，但是同时能给你爆酒瓶子。我对这个结尾满意而不满足，他还可以更具有批判力度。宝莉两手空空的走进居委会申请低保，而且每个月领着低保，再次踏入生活的河流。而不是让一个男人扮演救主。

最后，对于本片的地域性也就是武汉这个城市的设定，我觉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电影或者小说中有时候会故意隐去具体空间，实际上是表达一个可替换的空间概念，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愿意把某地的刻板印象加诸于故事之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前见。不过，但凡是强调了具体发生地的电影，一定是有所指涉的。《万箭穿心》就是无法逃避武汉这个城市的电影，如同《天水围的日与夜》不能脱离开香港天水围这个地方。《万箭》就是发生以武汉汉正街为轴心的故事。武汉实际上非常有特色，它是中国开埠最早的繁华码头之一，重工业城市，很早就有了都市与乡村的分野，也就是有了“乡巴佬”的概念，而且跑码头的各色人等包括洋人在此汇集，也形成了路子野的江湖风。武汉人也便有了地域特色。我还是坚持一个文化地理学的观念，强调地域和文化，地域与人之间的相互塑形。武汉人有特色，武汉女人更是有特色，随便举几个例子前副总理吴仪、网球世界冠军李娜都是武汉女人。短评中有人说看这片子时想到了李娜吼姜山，呵呵。所以，人物运用方言对于此片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接地气就是这么来的。而此片的戏剧性很大程度来自于颜丙燕出色的表演，没有那种连一次呼吸、一个停顿、一丝哽咽、一声叹息、一句咒骂都很关键的人物塑造，这个影片便失色很多。 儿子演的不好，直接结果是他不认亲妈的剧情发展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