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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追忆(3)



    我已不记得这个安徽农民的名和姓了,却还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扁平脸膛,光头,那双眼睛从来也未见过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点头说一句客气话便不停脚步地走过去了。他傍晚在菜园里选购几种蔬菜,需得淘洗的就在地头的水车井边淘洗干净,再挑回那孔窑洞,第二天早晨便挑着装满蔬菜的两只竹筐上原或过河赶集去了。他的这种营生持续了四五年,和我们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却突然在某一段时日,村人发现这个安徽人不见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问他的去向。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没声息离去的,据说是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区即将开始搞“四清运动”的诸多传闻风声鹤唳,“三年困难时期”稍得宽松的农村政策又收紧了,阶级斗争的锋芒又显露了,安徽人胆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样不大在意他的离去。现在在我看到纪录片上那些长满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时,不仅想到这个安徽菜贩,而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儿到哪里去了,我尽管不敢猜想他们的结局,却不由得心里发冷。

    看着严俊昌领头搞的秘密盟约,及至第二天见到已着西装的严俊昌本人,我都想着那个安徽人。前者冒死联名密约分田到户,后者隐身逃难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贩菜谋生。他们在生存危机来临时各自选择了求生的途径,也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对严俊昌这位伟大的农民。

    惊天动地“万言书”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一九七八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象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一九七八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一九七八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一九六二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二〇〇五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

    此事发端于一九六二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撸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是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

    这里对杨伟名做一点儿简要介绍:一九二二年农历年末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读起,又熟习《四书》《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生性聪慧,背记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即使因贫穷辍学,他也一边种庄稼一边借来邻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自学。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为乡村邮递员的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悼念文章。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选派他到咸阳地干班学习培训,无疑是进入地方基层队伍的途径,却被妻子抱住双腿不得离家,随之脱离了党组织。解放后,杨伟名积极参与并组建互助组和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会计、文书,后来当选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而且把自家较为宽裕的房子腾出来,给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他依然以负责任的姿态绝不盲从,写文章予以纠正。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大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时,他已经写下十余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种偏颇现象的建议文章。他的《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刚写完三谈,便停止下来,开始写作《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于五月十日完成。内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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