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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精神(2)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此基督教所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NFDD3?,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得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所谓“殚精竭虑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见中国与欧洲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径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几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建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复。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样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Keeping fit),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Punch》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fit for 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地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Beaverbrook》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人文主义既认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都摈弃不谈,因为视为不足谈。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点也不着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尽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也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甘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的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应入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monsense含义与作用极近。理论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则与commonsense之common原义相同。中庸之道,实则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则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片断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般神话为基础(按《创世记》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个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理论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人士。凡事以近情近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恶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to be 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勿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尧训舜“允执其中”,孟子曰“汤执中”,《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譬如父亲要送儿子入大学,不知牛津好,还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儿子由伦敦出发,车开出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条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剑桥,却可免伤牛津剑桥双方的好感。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评以再思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入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说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说全出于色欲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种动机都有,大概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倡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天不足;倡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足。在我们庸人的眼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各负一半?中国学者则少有此种极端的论调。如Picasso(毕加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物体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体所拼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体画一派,在中国人是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common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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