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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第35章)(3)

    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音乐的使用,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剧组人员常有意见,但没人能说服他。“我不是固执。导演有自己的风格,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会听。”但在片场以外,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他本来不怎么喝茶,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每晚泡上,整个剧组围着喝。

    拍摄原计划二十天,但实际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电影就拍到了结局。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盲人生病,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整个村子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

    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菅广顺下了面包车,拄着拐杖,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远方。

    七

    “你相信命运吗?”讲算命故事前,菅浩栋先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直视着我,等待答案。我们当时坐在公交车里,前排乘客听见这个发问,扭过头来,瞥了我们一眼。菅浩栋不理睬这些。

    这时,距离他的电影杀青已经三个月。虽然积蓄所剩无几,剧组解散时,菅浩栋仍给每个人发了两百块钱,作为象征性的酬劳。随后他带着素材,先去北京待了一个月,找朋友协助做后期剪辑。他住进北京褡裢坡的一间地下室,一个月租金600块。外面春光明媚,地下室里却冷得打哆嗦。后期初步做完,剪出的片子124分钟。朋友大都觉得太长,提议剪到90分钟左右,菅浩栋拒绝了,他认为许多缓慢的长镜头是必要的,“如果是画面来回切换,那么观众只是旁观者,只有我这样的长镜头,才能有代入感。”

    菅浩栋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依循着贾樟柯的模式,他决定把《光盲》送往电影节。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光报名费就花了三千多块。其中,国外的电影节有五个:威尼斯、洛迦诺、温哥华、多伦多和釜山。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题材独特:“我拍的是农村纪实题材,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这个题材,此前我知道的,只有娄烨的《推拿》。”

    如果真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了奖,他可能得出国,但他还从没有办过护照。2015年6月,半年没上班的菅浩栋回到煤矿,为出国的这个“可能”做准备。

    我见到他这天是周末。菅浩栋在煤矿已经待了四五天,办护照需要的户口手续差最后一个章没盖,但因为煤矿领导不在,手续卡住了。在微信朋友圈里,菅浩栋很郁闷:“想像《天注定》里大海那般拿着猎枪也来一场暴力。”躺在宾馆床上,他刷着微博,等待一个国内电影节公布初选名单。

    在菅浩栋报名的九个电影节里,最早公布名单的是中国的“First青年电影节”,官方微博上,主办方贴出的公布时间是6月14日。当天凌晨12点刚过,菅浩栋正和我说着话,突然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微博,随后自嘲:“还没出来。他们说是14号,我还以为过了零点就有。”放下手机他又说,因为风格不合适,评选规则也不太合理,他对国内奖项不抱希望。但第二天上午,他仍不时看着微博。过了中午,我们去吃饭,一直话多的他沉默着,不再看手机。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名单一个小时前就出来了,没入选。“他们侧重的确实不是我的类型,”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抖腿,“还是等国外的吧。”

    吃完饭,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公交车上,菅浩栋半天不说话,但一开口就跟我分析落选原因:“我的题材有批判性,反映的是农村现状,对政府不好看,所以没戏。”分析到最后,他又重复了几句对国外奖项的期待:“看看国外的吧。”

    宿舍里剩下的东西不多了,菅浩栋打开锁住的衣柜,把一台相机拿出来,拆开检查一下,又装好,塞进书包。阳台上还晒着晾了很久的两件衣物,他从晾衣架摘下来,在手上拍打着。迎着阳光,衣物上落下灰尘,他在手上团几下,也塞进了书包。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下井的工作服,全被染成黑色。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包着塑料袋,也是通体黑色。菅浩栋拿起水壶,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动作,告诉我,喝的时候越快越好,不然,嘴里全是煤尘。

    临走时,楼层的管理员阿姨特意守在楼梯口,欲言又止,等我们下了半层楼梯,才朝菅浩栋喊了一句:“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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