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业里的话语权
时间:2012-10-04 作者:张墨宁 点击:次
| 经历了粗陋跟风、“毒舌”与肆意炒作的乱象之后，中国的选秀节目重新进入了公共视野，保持平民底色，融入专业性和优质制作的外在形式，成为选秀复兴的重要元素。此前几年，受到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商业与口碑双赢的示范，各地的低俗模仿已经使选秀恶名化。而现在，《中国好声音》、《声动亚洲》等节目的成功再次以“正能量” 的形态燃起了大众狂欢的热潮，就连央视也主动向其示好，宣布要在几档地方台选秀节目的前三甲里优中选优，让他们登上春晚。 在2005年的“超女”时期，这样的俯身姿态简直不可想象，草根式娱乐在央视评价中，不过是低俗的代名词。从2004年第一届“超女”开始，大众首次作为主角登上电视公共舞台，颠覆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明星秀模式，自此电视进入互动的2.0时代。在电视娱乐这个特定空间里，明星与草根、精英与大众的话语争夺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显得更为清晰，口碑、收视率、人气这些直观的评价标准决定了谁更受欢迎，谁就是真正的主角。 草根崛起 2004年，《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首次播出，一场以“没有门槛”、“没有距离”为口号的平民歌唱选秀大赛使中国的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首先是草根参与，不论年龄、职业、长相和资历，只要是女生都可以报名，“海选”过程中，平凡女孩的生涩、拘谨甚至出糗都被直接呈现在了屏幕上；其次是草根决定，在PK环节大众评审通过现场投票决定选手去留，场外的观众则用短信投票支持青睐的对象。2005年的“超女”更是一个至今都无法被超越的选秀顶峰，历时近5个月，杭州，成都、郑州、长沙、广州等五大赛区总报名人次超过12万，观众一手制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平民偶像”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等人。“大众娱乐大众，观众决定标准。”“超女”的幕后策划人之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方这样评价。“在此之前，基本上就是中央台请一些明星做综艺节目，像《同一首歌》之类的，地方台请不起明星，所以只能走草根路线，实际上是对央视的反抗，反而找到了一个出路。”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综艺性的电视节目初登荧幕，央视《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的绝对主导地位一占据就是10年，塑造了一代人的文化趣味。符合主流审美、拥有健康公众形象的明星往往一首歌曲即能红遍大江南北，对大众来说，他们距离遥远、高高在上，唯一的接触就是买他们的唱片和录音带，而对于那些“体制内”的明星来说，这10年无疑是黄金时期，他们被贴上了德艺双馨的标签，不需要靠大众追捧，只需要获得上台露脸的机会，就可以保持知名度。1997年《快乐大本营》的诞生是一个转折点，流行明星开始放低身段，加入到节目的游戏中，虽然自我娱乐的方式只不过是向大众展示他们舞台形象之外的另一面，但毕竟，那些程式化和脸谱化的艺术家做派已经开始被年轻的观众所抛弃。此后几年，电视业进入娱乐化时代，明星游戏取悦观众在地方台普遍化，同时，大众参与开始被引入，央视也创办了像《幸运52》、《非常6+1》、《开心词典》这样一些互动、平民化的节目。这一时期，虽然大众开始享有了面对镜头的机会，但仍然作为一个道具而存在，在公共平台上，他们没有个性化的表达、没有真实的情感流露，直到“超女”出现。 “一人一票”决定每一场结局的规则甚至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兴趣，娱乐事件因此也上升为政治社会事件。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民主预演，认为“全民动员”、“海选”和“投票”的背后是“宪政”价值体系，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2005年的冠军李宇春选为封面人物，认为“超女”代表“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而另一些人则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无论节目赛制是否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娱乐角色中的大众再也无法被忽视，草根狂欢的时代已经到来。 被消费的大众 2006年在电视业内被称为选秀年。据统计，截至2006年，全国出现的选秀节目不少于500种。地方电视台第一次尝到了发动群众所带来的商业甜头，然而，平民娱乐很快就发生了异化，被捧为主角的大众变成了被消费和嘲弄的对象。草根趣味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和彼此消遣。“你要手纸吗？我觉得你在闹肚子。”“你要赶快减肥，没有人愿意看到一只母猪在台上唱歌。”“停，听你唱情歌我快要吐血了。”评委的“毒舌”成了选秀节目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些节目甚至安排选手做出怪诞、反常的举动来博眼球。低俗化的选秀节目成风，官方最终出手整顿，叫停了以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为代表的一批节目，并且出台细则规定播出场次不超过10场，海选活动不得在上星频道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大众势力还未在舞台上站稳，便不得不跌跌撞撞地退下。“这之后虽然还有很多节目号称选秀，但没有了海选和投票已经不能算是选秀了。”袁方说。 “纯粹的选秀节目现在已经很难获批了，目前只有《中国红歌会》、《花儿朵朵》等少数几个，湖南台也因为去年《快乐女声》超时被广电总局罚停一年。总体的趋势还是要被控制，所以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节目才会加大评委力度。这不是电视行业的主动选择，而是政策使然。”SMG上海新娱乐传媒总经理李勇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海选”和“投票”被禁，完全是知识精英掺和进来的结果，他们对赛制的政治解读引起了当局的敏感。 无论何种原因，“发动群众”的通道被堵上了。电视娱乐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开始重新整合明星与大众资源。“选”这个核心概念继续保留，怎么选、由谁来选，在这个新的命题下，明星重新回到了原本为他们垄断的电视平台。 明星回归 “选秀节目不再是培养明星，而是消费原来的明星，超级平民偶像已经很难诞生了。歌手的展现现在还远不如评委那么充分，一些很久不发唱片的明星通过当评委强化了知名度，选手反而不是主角了。这意味着大众实现梦想的路径更复杂。”对电视业多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明星的回归是现在选秀节目的趋势，像最近比较火热的《中国好声音》，以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4个在音乐圈有着资深地位的明星为“导师”，他们与参赛者双向选择，最终确定相互竞争的4个阵营，然后“导师”分别对自己的“学员”进行培训，接受评委、现场观众和媒体评审团的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