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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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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梅尔辛,没有她,没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会有今天。

    我记得与梅尔辛告别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门我就开始流泪。回国之后我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她什么也没回,她是再也不想理会我了吗?2008年,《超级访问》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找到我的德国教授梅尔辛。节目组真的托人到梅尔辛家敲门,拿着我出的书,告诉她,现在冯远征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演员。看着书上我的照片,梅尔辛说:“哦,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

    那本书上都是我的影视剧剧照,梅尔辛说,征不做戏剧了很遗憾。后来我专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她告诉梅尔辛,我还在人艺,还在坚持演戏剧。

    与梅尔辛告别二十二年后,2013年,我去了德国拜访她。我的车刚停下院门就打开了,我想,也许她一直坐在门口等着我来敲门。她坐在轮椅上,腿肿着,跟我记忆中那个精干的女性比起来,眼前的梅尔辛苍老了许多。那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曾经住过的地方。二十二年之后,房子破败了。一千多平方米的草坪曾经我每星期都修剪,现在草长到半人高了也没人管;我住过的小房间凌乱不堪,我和梅尔辛的儿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剧场现在堆满了杂物;梅尔辛的妈妈,那个说要活着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尔辛住进了她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是一片脏乱。

    我们在门外拥抱,我向梅尔辛介绍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项链,她马上要求我给她戴上。那个下午我们聊着天,她说,她本来只能见我半个小时,但忍不住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邀请梅尔辛来中国,我想请中医来调理她的腿,她说,她坐不了那么久的飞机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告别,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告别。我抱着梅尔辛,说:“再见,妈妈,我爱你。”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尔辛,她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也许她住进了养老院,也许……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访谈

    思想比生存更好。

    ——佩索阿

    项飚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采访、文_郭玉洁

    早在北京大学念书时,项飚就是一个传奇。1992年,读大二的他偶然听到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红门聚居,人称“浙江村”。在一个早晨,他6点出发,倒了六趟车,到达南苑乡政府,开始了第一次田野调查。这一研究持续了四年,最后形成他的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成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经典作品。在这部著作里,项飙描述了这个充满活力、不停变动的社区,他说,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那时他才26岁。

    随后,项飚被牛津大学人类学系录取。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项飙成了一个谜。由于出国前忙于研究,他无心学习英语,曾去过新东方,但他感觉像进了气功班或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课,落荒而逃。因此到牛津之初,他连基本的对话都无法维持,也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同学们觉得这个来自中国的男生神秘莫测。

    项飚的迷惘不仅是来自语言、知识面,更是中国学人的普遍困境。现代学术来自西方,学术标准、理论话语,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去欧美留学,项飚看作是去西天取经。但是西方理论立基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它和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问题又绝不可能退回封闭的系统。项飚带着这种迷惘、野心,穿行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更穿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他极其勤奋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以下简称《猎身》)。在这项研究里,他描述了“猎身”这一印度独有的现象,即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劳力行”(bodyshop),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围绕这一现象,项飚想要分析的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印度为全球IT产业贡献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美国在全世界吸收现成的、高质量的人才。硅谷的辉煌,离不开印度农村里低种姓的妇女儿童,离不开印度的嫁妆制度。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原本是连在一起的,而这是基于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并生产着新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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