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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就是天意——《带灯》后记(2)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起,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的过程中,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小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山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这种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的,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后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总觉得床动,走在路上总觉得路面发软,害怕着地震,却又盼望余震快来,惶惶不可终日。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禁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每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呀,两只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级,或到县城里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之脊梁,就是民族之精英。

    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现在地藏菩萨依然还在做菩萨,我从庙里请回来一尊,给它鲜花供水焚香。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土地神,印象里胡子那么长个头那么小,一股烟一冒就从地里钻出来,而现在,觉得它是神,了不起的神,最亲近的神,从文物市场上买回来一尊,不,也是请回来的,在他的香炉里放了五色粮食。

    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所要写的《带灯》都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之前不大理会酝酿这个词,当我与一位八零后的女青年闲谈时,问她昨天晚上怎么没参加一个聚会呢?她说:我睡眠不好,九点钟就要酝酿睡觉了。我问:酝酿睡觉?怎么个酝酿?她说:我得洗澡,洗完澡听音乐,音乐听着去泡一杯咖啡,然后看书,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看着看着我就困了,闭上眼就轻轻地走向床,躺在那里才睡着了。酝酿还要做那么多的程序,在写《带灯》上我就学着她的样,也做了许多工作。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摊开了关于《带灯》的那么多的材料,思索着书里的带灯应该生长个什么模样呢,她是怎么样的品格和面目区别于以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写《带灯》了,说:写了那么多了,怎么还写?是呀,我是写了那么多还要写,是证明我还能写吗?是要进一步以丰富而满足虚荣吗?我在审问着自己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呢喃着,我以为是我家的狗,后来看见窗子开了道缝,又以为是挤进来的风,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的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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