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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瑟瑟觅故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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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中悬浮着的一个想望,终在去年深秋一朝如愿。看见了什么?

    只有故址而已。但情感的深度和想象的空间与实际看到的却无可比拟。

    对我来说,没有比少年时代战争环境中经历的人和事记忆最深刻的了。最难忘,几个小战友牺牲在南渡黄河的木船中,地点在豫西阌(音文)乡县境内。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县,1954年并入今灵宝县,但在我的心目中它一直没有消失,原因就是与我深深忆念着的几个人的生命紧密相连。

    那是上个世纪的1947年,我在胶东故乡上小学六年级,但已参加了秘密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年早春反蒋保田大会之后,我随本县支前大军南下鲁中,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的一员,在胶济铁路以南与各路支前大军的少儿宣传队会合。在这里,我结识了同是胶东各县的老袁、王姐、小张和小周。所谓“老袁”,其实才十七岁,王姐比他小两个月,小张十五岁,小周比他大一岁,而我最小,才十二岁。我们在驻防的村庄中住了六天,吃、住都在一起。他们把我当小弟弟关怀着,爱护着。当时我从老家出发行军中,两只脚掌上都磨起了水泡。说起来好笑,母亲因我首次“远征”(其实以现在的观点看,不过离家几百公里),特地给我做了一双新鞋。这应是犯了一个大忌,走远路穿新鞋是最容易磨脚的,何况我妈做的这双鞋还有些挤脚。王姐耐心地给我疗治,挤液敷伤;老袁根据他前次参加支前远征的经验,向我们讲述躲避敌机的要领;小张虽比我只大三岁,却看了不少鲁迅和张恨水的作品,《阿Q正传》和作家张恨水都是我从他口中第一次获得印象的;到伙房打饭的时候,小周总是让一截扁担给我,怕我太小被压坏了……而我能够给予他们的,只有将京剧的简单曲调填上鼓舞士气的新词儿教给他们演唱。

    此后半月,我们分头进行宣传,很少见面。又过了几天,当我随担架队奔赴前线的前夕,老袁他们来与我告别。原来是友邻军区晋冀鲁豫机要部门来人遴选机要学员去他们那里受训,他们四位都被选中。老袁还对我透露一个秘密:“要不是因为你太小,也有你。”我一听要分别,当即就哭了,真的像小孩那样哭。他们哄了我半天才哄住了。

    小战友们走了,两个月后,我和我们县的一部分支前队伍完成任务回到了故乡。一直到当年秋天蒋军大举进犯胶东解放区,我也没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后来,到我正式参军,还是没有听到他们的去向……直到几年以后,好像是1951年冬天吧,我五十多岁的母亲来部队看我。回程时,机要处领导担心她在中途倒车遇到不便,命我陪同母亲到潍坊,将她送上汽车后再返部。不期然,在济南至潍坊的火车上碰上几年不见的小周。这才知道老袁、王姐、小张三个同志在机训队学习期满后分配至陈谢大军某部做机要译电员,1947年8月渡黄途中遭敌机扫射而牺牲。本来小周也在这条船上,只是因为他当天发高烧被留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村里休息而幸免于难。他现时在南方工作,此行是去青岛出差的。

    “阌乡,阌乡!”——这是我从小周口中得到的最关键的信息。

    从那以后,我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去小战友牺牲的地方看看。但此后几十年间,不是没有条件就是没有时间去。直到近年来才因公去了几次豫西的三门峡及其下属的义马市,却不巧又因时间匆忙等原因仍没有去成那个“阌乡”的所在。

    终于,在去年的深秋,我的朋友义马市文联主席老何(其实按年龄讲我应叫他小何的)打电话来,说条件成熟了。三门峡市退下来的一位老同志,也是我的胶东老乡,还有灵宝市的文友都能与我一同去。我,终于如愿了。

    我们来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当地的文友拍响了一户人家的板门,一位六十多岁满面沧桑的农民开门。他好像与这位文友原来就很熟悉,而且可能从电话上已知我们的来意,既未让我们进屋,也无任何寒暄之语,径直带领我们来到旧时的黄河岸边,用手一指说:“当年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原来,他的老父亲就是一位船工,六十多年前陈谢大军南渡黄河,他就是基干船工之一。老人生前不止一次对儿子说起过那次几个年轻“娃娃”牺牲的情状。其实他们乘坐的木船开出不大工夫,就遭到飞来的两架P51野马式蒋机的疯狂扫射。除了三位年轻的机要员外,还有一位参谋人员和一位警卫战士。他们还没来得及到达对岸进入伏牛山区,就过早地献出了急待大显身手极富活力的生命。据老船工的儿子——我们眼前这位退休的村干部说,他父亲生前经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都是人才啊!”只可惜我们来得晚了,老船工在一年前已离开了他最熟悉的这片地方与一部活动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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