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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进士(7)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纔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沈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橕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纔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嘲笑。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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