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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官的婚姻(4)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FBI?”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FBI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FBI的?”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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