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枫轩 > 雨枫书屋 > 经典散文 >

山居笔记·序

出走十五年(全文在线阅读) > 山居笔记·序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纔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品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