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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序(2)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它许多定位把人重重迭迭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

  我抛弃了所有的懮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一九九一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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