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7)
时间:2023-02-27 作者:余秋雨 点击:次
公众知识分子,可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他们宏观地研究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异同,写了不少重要著作,具有启蒙意义。并且,他们又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不习惯的方式到处传播。可惜,这种秉承宏观大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还是太少。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化的存在,放弃了在公众领域的精神责任。他们四位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家。除了他们,我认为还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那就是王国维和陈寅恪。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我对张謇投以特别的尊敬。他是清光绪状元,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全方位地创建从教育到实业的一系列近代文明。他所创建的实业,横跨纺织、轮船、铁路、垦牧、冶金、电灯、石粉、盐务等多种门类,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他完全摒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尚空论、尚复古、尚艰涩、尚激愤、尚孤雅的顽疾,把家乡南通当做一片试验田,切实地展示了一条将国际化和中国化融为一体的可行之路。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在文化更新的意义上,非同小可。 与他相比,周围知识分子中哪怕是最正经、最用功的那些人,也还是在忙着诠释、校订、训诂,而几乎没有像样的创建。即便是比较出名的那几位,也没有一个观念、一个结论、一个警句,被人们记得,并稍稍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整体无效状态,实在让人喟叹。 中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例如,不少沉溺“国学”极深的人,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国”,成为汉奸,像罗振玉、郑孝胥、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后来,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直到今天,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后矛盾。这种情况,在国际知识界很难找到可类比的群体,当然,也严重贬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证明,有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负面的集体人格。一为科举症候群,二为小人症候群。它们都是正面文化的连带物,很难彻底割断,因此一直影响到现代,成为中国文化的障碍,中国文脉的天敌。因此,我不能不用《十万进士》、《大地小人》两篇长文来细加论述,作为本书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