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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6)



    明清两代的戏剧,一般都会提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三出戏。这中间,汤显祖的《牡丹亭》无可置疑地居于第一,因为它在呼唤一种出入生死的至情,有整体意义,又令人感动。而其他两出,则太贴附于历史了。

    清代中晚期,还是京剧为胜。与昆曲具有比较深厚的文学根基不同,京剧重在表演和唱功。我本人特别喜欢京剧老生的苍凉唱腔,这可能与我遥遥领受的那个时代的气氛有关。

    六

    对清代结束之后的近代和现代,实在一言难尽:文化信号很多,而文化实绩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化言论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很少;文化破坏很多,而文化创造很少。

    兵荒马乱,国运维艰,文化的这种状态无可深责。但是,后来由于各种现实需要,总是把真相掩盖了、把成果夸大了。

    远的不比,不妨以我们刚刚说过的明清两代作为衡量坐标来看一看,那么,大家不难发现,在近代和现代没有出现王阳明这样等级的哲学家,没有出现曹雪芹这样等级的小说家,没有出现汤显祖这样等级的戏剧家,也没有出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等级的批评家。请注意,这还只是在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郁闷的年代做比较。

    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有两件事:一是破读了甲骨文,二是推广了白话文。

    也许有人会说还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新思想的启蒙。这固然作用很大,开一代风气之先,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只是“西学东渐”,就像当时开办西式学堂和西式医院一样,具有重要的移植意义,却不具备太多属于中华文化本体的创造意义。

    破读甲骨文,确实不容易。我在《发现殷墟》一文中曾经详细地论述过,这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功力,加上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科学思维,再加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的学术责任和杰出才情,熔铸而成的一个惊世文化成果。连孔子也无缘见到的甲骨文,却在几千年后被快速破读,随之商代被透析、《史记》被证实,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人在学术能力上的一次大检阅。正是由于这种学术能力,中华文明又一次首尾相衔,构成一个充满力度的圆环结构。

    推广白话文,更是意义重大。这是一个悠久文明为了面对现代、面对国际、面对民众,决心从技术层面上推陈出新的宣言。其间当然包含着严重的文化冲突,而站在革新一方的代表,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因此又必然隐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但是,出乎意料,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也快速完成。由学者登高一呼,由作家写出实例,由出版家弘扬传播,在社会动荡的不良条件下,使用了几千年的话语书写方式,在那么大的国度内全盘转向现代,这就为后来一切新教育、新学科、新思维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这中间事情很多。例如要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白话文语法,要规范读音和字形,要创造一些与现代交流有关的新字新词,又要把这一切与中国传统语文接轨。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艰苦摸索。他们没有什么行政权力,只能用各种“建议文本”让人们选择和讨论。这个过程那么斯文又那么有效,证明中华文化还有能力面对自身的巨大变革。

    其实,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传统语文的当代化还遇到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减少古代文本的异读,如何进一步汲取当代生活用语、世界各华人圈的不同习惯用语、被公众化了的文学创作用语、被重新唤醒的各地方言用语等。好在,有过一百年前推广白话文的成功经验,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进。那种以“语文判官”的形象来阻止这一过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总之,由于破读了甲骨文和推广了白话文,有效增强了中华文化对于古代和未来的双重自信,这两件事从两端疏浚了中华文化的千古经脉,因此我要给予高度评价。

    除了这两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关注。

    作家,整体水平较低。相比之下,鲁迅不错,因为他最早用小说触及国民性,是一种国际观照,宏大而沉痛。可惜,他的小说写得太少了。此外,沈从文在对乡土和生命关系的描写上,表现出了比较纯净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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