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内乱
更新时间:2014-12-30 本书阅读量:次
| 这一年所有的媒体都在讲“涨价”，“通货膨胀”四个字第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我按正常的贸易规则进行着，虽然生意总量翻了两番，到年底财务一结账，净资产反而下降不少，也就是说如果年初库存的原材料不生产发货，存到年底比现在还要多。 林行在全公司管理人员大会上做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虽然学过MBA企业管理，却“吃不透”通货膨胀对生产企业的危害。我说：“我们虽然在账面上是亏损了，但生意做大了，客户增加了，工人工资照发并且随着通胀提高了，对我们以后的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颜芳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同我谈论佛学经典，我虽然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管理上，对佛学的理解却比颜芳还深刻，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令颜芳自叹弗如。后来颜芳皈依佛教，也成了一名居士，法号“智能”。 第二年一开春，全国闹学潮，后来演变成“动乱”，芦荟产品在各地还是供不应求，但几个地方闹罢工，公司发出的货全“堵”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林行心急火燎，天天去催，没有任何效果。 北京终于“出了大事”，林行接到父亲的一通电话回了台湾，一去不返。我联系了几次，林行推脱生病，最后干脆回答说：“我爸爸觉得大陆太危险，不让我回去了。公司的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赚了亏了都不要紧。” 我没有办法，让张继当临时总经理，到各个办事处去“救火”、督促销售业务。忙了几个月，销售业绩大幅度下降，张继提出让各办事处“承包”，即每一个办事处核定一个定额，每年的销售业绩如果超过定额就奖励，达不到定额扣年薪。我勉强同意了这个办法，但心里一直想着当年和珅劝乾隆把各地官员们每年的“薪”、“俸”、“禄”、“励”改为“薪”、“俸”、“禄”、“包”的典故，担心这里面有“油腻”。 一天夜里，陈琳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听到一些风声，据说河北、山东等地都已经再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了，重新评定“家庭成分”，这几年发财的人都被定为“地主”、“资本家”，有人说定资本家的“标准”是“有没有雇工剥削行为”。我既然有雇工人，肯定会被定为“资本家”，劝我赶快出国避祸。 连续几天都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类似的事，我不大相信这个传言，但还是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以前各个“运动”看到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重现在眼前。夜里重温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得心惊肉跳。刚好公司有一笔生意需要我去一趟新加坡，我心想，到国外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消息，所以很快就办好护照、买好机票出国。 路经香港时，有个校友来机场，带来了黄丹萍的信息——这位校友用一张纸条记录下了他前不久同丹萍的爸爸黄老师一起去疯人院看望丹萍的事：“到了医院，询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知道丹萍已经被‘安置’在医院一个角落的一间破旧房子里同另一位病人住在一起，我们去到这房间看到丹萍，她呆呆地看着我们，目光呆滞，认不出自己的爸爸。我一再给她说：‘这是你爸爸’，她一点表示都没有。黄老师只能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她。房间外面有一条土路，有人推着一车货物上坡上不去，丹萍竟然会去帮忙推车。推到坡上时，推车的人给丹萍一个馒头作为奖赏。丹萍拿着馒头回到房间后，我们又呆坐了一会，没有任何效果，只好能垂头丧气离开。一路上黄老师非常伤心，对我说：‘是我害了她！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个关系可以申请来港，我听信媒婆的胡言乱语，认为她的这桩婚事能够改变全家人的命运，没想到……’过了几天，突然听说丹萍死了，死于车祸，就是丹萍经常帮人推车的那条坡下，被一辆卡车撞倒在地，当场就死了。” 我盯着校友的这张纸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直到两眼模糊。我希望这不是事实——我那“同桌的你”就这样走了吗？“红颜薄命”真的应到你身上了？ 连续几天我都处在恍惚之中，对着丹萍的照片，想到人生，想到周遭的世界，一个人的身体就这么脆弱吗？想到鲁迅写的《祝福》里“祥林嫂”的一句问话：“人死了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的话，活的人应该怎么面对？ 在新加坡做的生意不太顺利，主要是欧洲人对中国大陆变幻不定的政策有顾虑，我在一些新加坡朋友的建议下，打电话让张继汇五万美元到新加坡注册一家贸易公司，准备以这家新公司的名义做欧美一带的生意。 有一位叫“李汉兴”的新加坡人同我成了好朋友，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说到中国的“**”期间他看报纸，觉得“革命”、“造反”很有趣，跟几个同学经常学唱“革命歌曲”，跟父母吵闹要“回”中国“参加革命”、“造反”、“解放全人类”，结果被他爸爸臭骂一顿：“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造反才跑来南洋的，你现在又想回去造反了？” 前不久他到中国想要买“革命歌曲”录音带，在吉林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他在客厅放录音带给我听，第一首是《社会主义好》，只听见一个女的阴阳怪气地唱道：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全都不见了， 反动派， 没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来了， 全国人民爱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性的高潮， 性的高潮！ “大团结”是其时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十元，图案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团结”就是“钱”的代名词。 李汉兴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现在那么好，你怎么还跑来我们资本主义世界寻找发展机会呢？”又说：“我跟旅行社的人熟悉，你要是想经常出国的话，我可以通过旅行社帮你弄一本假护照。” 我问：“哪一国的假护照？怎么办理？” “菲律宾的比较好办，你给我一张照片，把菲律宾人的照片换成你的就是了——当然，你的名字也变成菲律宾的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用死人的护照更好，但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做，觉得不吉利。” “我倒是喜欢这样的护照——死过了，阎罗王就不会想念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有趣。” 过了几天，李汉兴真的给了我一本“谁都找不出任何破绽”的菲律宾护照。 李汉兴带我去阿拉伯街游逛，看到有香料店在卖沉香，我走进店里同老板聊了起来，老板说他们卖的的沉香都来自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拿出一份不久前出版的《南洋商报》给我看，只见报纸上的大标题是《找到一株沉香木欲穷几难》，说明这沉香来之不易，现在资源告罄，价格上涨。老板告诉我，这沉香都是中东人买去，在阿拉伯世界，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几块价值连城的沉香，开会的时候，酋长身边放着熏香炉，酋长时不时弄一点沉香木屑投入炉中，凛冽的沉香香气散发出来，比酋长的讲话还要“沁人心扉”。 我挑选了几十块天然造型奇特、长得似龙似凤的沉香木，老板说我是第一个购买沉香木的中国游客，愿意用最优惠的价格卖给我，最后我只花了两万元成交，把买到的沉香木托运到厦门。 张继汇了款以后，对我的兄弟们说：“你们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分红？告诉你们，这是你们老二的长期计划，他已经把钱转到国外自己花去了。”大哥和几个弟弟听了，一次次打电话催我回国。我不知何事这么急，急匆匆地买了飞机票赶回古镇。 兄弟们一见面就吵：“你为什么汇款到国外？在国外钱是怎么花的？公司为什么好几年都不分红？”我一个人的口对付不了七嘴八舌，越解释越糟糕。大哥带头吵着要“拆分公司”，一个人“办”一个。我说：“怎么分？要分也得等被别人欠的款全部收回才行。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办七个公司，一个人一个，好不好？”众人还是吵闹不休，但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暂时不了了之。 我去了一趟香港，请好友陈青来当总经理，年薪十二万元港币。这陈青同我的兄弟们都熟悉，而且确实比较会做生意，又口头答应众“股东”实行“每年分红”。当了总经理后，雷厉风行，日夜操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公司的销售业绩又上升了。兄弟们暂时无话。 张继责问我：“我们的工人平均工资每个月一百元，管理人员也就两百元左右，陈青凭什么拿我们五十倍的工资？” 我回答：“香港人生活费用比大陆高得多，平均工资也高，他一个月领一万元港币在香港也只是一般水平，并不算高。” “我们五十个人做的事难道还不及他一个人做的？叫他来比比看！要文的还是要武的？！” “管理者的水平不可以跟体力劳动者相比。我们看他的业绩，如果他今年为我们公司多赚几十万利润，我们聘请他还是合算的。” 从新加坡买来的沉香木摆上我调香室的办公桌上，成了所有来到我调香室的亲戚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事物和话题。上海香料所来了几位国内最有名的调香师，包括“三个半鼻子”之一的汪清华高级工程师，想不到他们竟然都是第一次看到沉香，也是第一次在我的调香室里闻到这种香料熏燃时散发的香味，令他们兴奋不已。 我们在调香室里大谈沉香的历史典故，越谈越来劲，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有必要深入研究沉香的化学成分，测试它熏燃时散发的香味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效应，是不是真的像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们说的那样神奇奥妙？ 我布置给公司新招聘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张琪芳一个任务：初步测试一下沉香木所含主要的化学成分，确定哪几种成分对沉香木熏燃时散发的香味贡献最大？这几种成分能不能合成出来？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的任务后，我就出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了。 待我从北京回到公司时，见不到办公桌上的沉香木了。我问张琪芳，张待我到她的实验室里，指着一个大水缸说：“都在这里”。我一看，所有沉香木都已经浸泡在酒精里。我捞起一块，黏糊糊的，不成样了。张说：“你走后，我就把沉香木都搬过来投在这水缸里，用酒精浸泡，开始做实验了。” 我说：“你拿几块做不就行了，干嘛全部破坏掉？” 后来张根据实验结果写了几篇论文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这是有关沉香科学研究最早的成果。我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沉香的资料，撰写了几十篇科普文章发表，并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演讲，在这些文章和我的演讲中，我认定沉香是我国古代香文化最重要的物品，研究沉香就等于研究中国的香文化历史。没想到在几年内国内竟形成一股狂热的“沉香热”，天然沉香木被商家炒到天价，像手指头大的一小块沉香木就可以买到几万块钱！我的朋友们开始调侃我：你那几十块沉香木要是不搞“科学研究”的话，存放到现在就值几千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