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中外合资
更新时间:2014-12-30 本书阅读量:次
| 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打算建厂房。镇“企业办”批准原砖瓦厂拆掉建“日化厂”，我向有关部门交了一百多万各种“税”、“费”、“捐款”（总算弄明白什么叫做“苛捐杂税”了）后，觉得已经万事俱备，就让大哥负责基建、筹划建厂房。消息传出后，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远远看到工厂四周全部种上了各种树苗，连工厂大门都进不去了，工人们站在门口观望，许多当地的农民在附近“溜达”。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答曰：这片土地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公社“强征”的，没有给大队（现在是“村里”）一分钱，现在“村里”要把它“收回去”。明摆着是要敲一大笔竹杠。 我找镇里、县里、市里各“有关部门”，都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都解决不了”，我想退回已经“上缴”的款项，回答是“已经用掉了”，没办法退回。 白白地损失了一百多万元，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让大哥在其它地方找地。 地很快就找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同“承包”土地的农民、当地的干部们、各级“有关部门”都订下合同，盖章、签字，古时的“字契”、“中人”加上现今的“合同”、“公证”、“律师函”等等都用上了，付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给干部们的各种“好处费”、红包、回扣远远超过付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底是谁在“卖地”，这土地究竟是谁的？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自己设计建设草图，按制药厂的卫生要求（GMP）设计化妆品生产车间，把厂区所有的空地全部用各种香料植物绿化，中间有一个假山，还有一个喷水池，既美观大方又有防火功能，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在是太超前了！ 厂房建好了，省“文明办”组织全省各地的企业都来参观学习，这个日用化工厂成为当时全省最“现代化”、最壮观也最“文明”的企业。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在天津国民饭店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天然添加剂委员会”，下面再派生“芦荟委员会”等四个分会，选举我当天然添加剂委员会主任兼任芦荟委员会主任。秘书长说协会在延安有个投资项目长期以来没有经济效益，派我去看看，也许能有什么建议或帮助。 我到了延安，分管企业的一位副市长带我到日化厂，跟厂里的几位头头和科研人员座谈后，我提出了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意见，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副市长热情地邀请我在延安“玩几天”，我答应了。于是一行人去“杜甫川”、“牡丹谷”、“花木兰故居”等地游了一回，又去爬万佛山。一路上副市长给我们当“导游”，讲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又说：“这万佛山的菩萨很灵，去拜拜的人要么升官，要么发财。”我们都去拜了，下山的时候副市长又建议在山腰的一个亭子里“摸骨相命”，说是有“高士”相命挺准的，连中央来的首长大都会来相命的。我们到亭子里一看，是个瞎老头，一个一个摸过去，说的还“真准”。最后只剩下我了，我出来不相命的，但拗不过副市长的坚持，就给瞎子摸了额头、鼻子、手掌，瞎子说：“你们这一群人里就你当的官最大。”我一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当官的，就我一个不是。也许瞎子觉出我们的动静，就说：“这官有正官、偏官、野官三种，也就是朝廷任命的官、有名誉而无权力的官、自封的官，你属于偏官，而且刚刚当上。”副市长掐指一算，我新当上的那个“主任”为“正处级”，比他这个县级市的市长多了半级，他是副处级干部——果然算得很准！其实不用掐算，我那“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据说也是“处长级”。 我有个远房亲戚林山在台湾发了财，回到老家“荣宗耀祖”一番，想在厦门买几十套房子给乐西村里所有姓林的亲属，年轻人都想到厦门定居，而老人们却不喜欢，要林山把这笔钱用来“洗祖屋的屋脊”，这是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光宗耀祖”最大也最体面的事，花钱比建个祖屋还要多几倍。林山听了老人们的话，在乐西大办宴席、祭祖、修族谱等活动，从台湾带回来的钱用得精光还倒过来向我借了五十万元才回去。 修族谱的文字工作落到我和堂哥林怡头上，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家族的辈分用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用尽，如不及时修谱，下一代的辈分用字就没有了。据说我伯父还没有去台湾的时候，族人就张罗着要修族谱，没有修成，一直到现在，再不修就来不及了。 我们搜集到台湾出版的《林氏大族谱》和各地零零碎碎的林家族谱，终于弄清楚我们这一族的来龙去脉，顺利地把族谱编写完毕，并撰写了两首五言诗作为辈分用字交给族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选择，被确认了一组文字，印发给族人每人一本。 在收集各地族谱的过程中，听到了林姓家族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特别是发生在附近两个村子——鹏城与内厝的大事——为韩国一百二十几万林姓族人寻根的佛心大法师经过多年千辛万苦、辗转到鹏城找到了根、并看到了他们祖先唐代渡海出国的地点，后来又在内厝看到了极其宝贵的比干公古画像和“少师殷比干忠烈公正印”——自古以来全世界林氏族人不拜雕像而是拜这张画像和印章，据说从唐代以来，这张画像和印章就轮流在全国各地供奉，一年换一个村子，画像上有各个朝代、历史上所有皇帝的提名，真正的无价之宝而且关系重大。1949年，这画像供奉在内厝村，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再离开过这个村子。历次运动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都有“积极分子”要把这画像和印章作为“封资修”烧毁掉，内厝先后有几个村民用生命和鲜血把它保护下来。后来，中韩林氏族人决定在内厝村建立永久性的比干纪念馆，把这画像供奉在纪念馆里，不再到各地颠沛流离了。这些故事成为激励着我在事业上不断进取的力量。 几个月后林山带着儿子林行又来大陆，除了还清向我借的钱以外，还多带了三百万元投资到我的企业里，说是让林行在这企业里“学点本领”也好。 县里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林山的钱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进入的），省、市、县、镇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大成绩”，要“好好庆祝一番”。我不想铺张浪费，但又怕得罪官员们，只好随他们摆布，花了几十万元，各级官员都应邀来了，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派出大批“代表”赶来祝贺。我看到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扛着大旗汗流浃背地走在庆祝游行的队伍前面，于心不忍，把小学校长拉到一边，叫公司的出纳员拿出一个大红包让校长回去后分发给学生们。 其实林行在台湾已经学过并有了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我让他当总经理，张继做他的副手当副总经理。林行不敢领命，我说：“生产技术有我全面负责，你只要一心一意管好销售就行”。林行勉强应允了。 闲聊时我问林行：“你爸爸做什么生意发了这么多财？” “我爸爸哪会做生意？十几年前有人劝他到台北市郊买了一块地，没想到十年后这块地升值数百倍，一下子卖了几个亿！” “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机会多得很，让你爸爸再来买几块地，准定几年以后也大发。” “那你为什么不做房地产生意呢？这买卖不是更好赚吗？” “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业。我不喜欢，也不会做。”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个朋友黄明从小最怕的是读书，小学都没有念完，现在搞房地产。有一天我有事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那办公室够气派的，只是所有的人员一天到晚都无所事事，上班时间看小说、画画，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个张忠良“上班”的样子。我问黄明：“你高薪养着他们又没事干，这不浪费钱财吗？” 黄明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都是各级官员们的亲戚，比如那个穿红色裙子的是区长的儿媳妇，那个穿牛仔裤的是市委副书记的侄儿……” 古镇的人们按财富论“英雄”，所以我曾经当过几年的“英雄”，但很快就被黄明取代——黄明的财富早已是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了，所以镇上的人们开始不让小孩子上中学，说是人家黄明小学都没有毕业发的财比谁都多，还是不读书好。 实际上，古镇最有钱的是任书则——他在镇上办了第一个针织厂赚到“第一桶金”后，李真元每年不断地给他增加投资，现在已经在省内外办了几十个针织厂，一个比一个大，总投资达到几十个亿，任书则也从市政协委员到省政协委员“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 但任每一次跟我们见面都说：“其实同你们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人——我靠的是我伯父大笔的投资，而你们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也办起这么多的工厂，生意做得比我还好。尤其是小林，完全靠自己的智力，没有任何背景，还能从事真正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我真的很佩服。” 有一次任跟我坐一个车去泉州，路上指着一个小山包对我说：“这块地我已经买下了，所有手续也都办好了，明天我就叫工程队来把这个山头推平。” 我说：“山坡上那么多的坟墓怎么办？” 任说：“推掉再说吧，该赔就赔。” 后来我听任的一个亲戚说：“那个山头上有一个坟墓，埋葬的就是告发并枪毙任书则爸爸的那个民兵。”原来如此。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往返香港。记得第一次从深圳进入香港时，我站在罗湖桥上，呆呆的看着对面的山头和后面的高楼大厦，思绪万千，想起小时候一次次的梦境，想起了柏林墙，想起了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而被打死在这附近，想起我的亲戚朋友们不同的命运——真像是古人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起父辈们的忍辱负重，耳朵又响起爸爸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健在，我们不知还要看到多少风景！这个社会的万花筒！ 我每一次到香港都要去侨办中学香港校友会同校友们见见面，聊聊天。大家分享了一些校友现在的情况。大多数校友都自己开办贸易公司或到深圳、东莞等地办工厂，但也有一些校友还在打工——他们觉得给别人打工虽然赚的钱少一些，但轻松、自由，活得更愉快。 陈竹珠嫁了个香港富豪，同老公到深圳办了个灯具厂，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把已经退休的父母双双接到深圳安享晚年，古镇的人们纷纷称赞陈竹珠是个“大孝女”。我每一次见到陈竹珠时脑子里都会闪过**初期“女学生批斗并毒打亲生父母”的情景，心想要是再来一次**的话，这陈竹珠不知又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 听说黄丹萍几年前也来到香港定居，我就向校友们打听她的近况。有位校友说：“丹萍来香港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问：“丹萍得的是什么病？” “肯定是精神方面的病——她多次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精神受了很大的伤害。听说后来进了哪一家疯人院了。” 我打听丹萍在哪一家疯人院，打算去看望她。校友说：“等我打听清楚了，下一次你来香港的时候我带你去。 在铜锣湾林山的贸易公司里，我同林山谈论合资公司的前景，都觉得我们现在从事的芦荟化妆品前途无限风光，一片光明。林山感谢我对他儿子的信任，也相信林行有理论基础，现在又有了一定的实践机会，加上我“世界领先”的技术、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很快就能成为中国大陆化妆品的一面旗帜。 林行果然不负众望，带领着全公司几百个销售人员走南闯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十九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销活动，召开一场又一场的订货会、产品推介会。古镇出名了，古镇人也以“黑牡丹”和芦荟产品的产地自豪。 芦荟产品在许多地方成为抢手货以后，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假冒的芦荟产品，有的在原来生产的日用化学品商标上直接加了两个字“芦荟”就作为“芦荟化妆品”销售了，消费者不明就里，买回去使用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特色，对真正的芦荟产品失去信心。 我到华侨大学化学系，同几位教授探讨芦荟产品的检测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提出了一个简易可行的“荧光光度法测定芦荟素”标准方法。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制定了几十个芦荟产品的检测方法标准。这些标准直到现在还是国内外所有芦荟产品开发、生产、评价、买卖的依据。 但假冒伪劣的芦荟产品还是层出不穷，到处浑水摸鱼制造混乱。有时候我们到工商局去“检举”要求“打假”，回答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拿着部颁标准和省级地方标准给他们看，他们要么说是“没有接到通知”、要么说“这标准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候到市场上买到假冒的芦荟产品给他们，又推脱说“没有地方可以检测。”往往花费巨大却又达不到“打击”的目的。 当然也有几次工商局在我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查封了几个制造假冒产品的厂家、窝点，但不久以后，这些产品又死灰复燃，待到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再一次去当地调查、“打击”的时候，才领会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威力！“打击假冒伪劣”的行动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除了技术开发和质量监督外，我在公司里还负责一件事——媒体宣传和广告设计创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设计的每一个广告、每一笔宣传投入的金钱得到的促销效果别人用十倍以上的金钱都做不到。比如芦荟产品一开始投入市场时，我们在电视上的广告语只有一句话：“你知道芦荟吗？”在南方各地，许多老人听了广告词后，会主动向年轻人讲解以前芦荟在民间的使用和各种传说、风俗习惯。几次广告就可以让芦荟在一个地区家喻户晓。 芦荟青春膏在上海试销的时候，我们在几家报纸上登的广告语：“要青春，不要痘！”、“芦荟能战痘”，这些广告语至今都还有人继续在用。 我在一份销售量巨大、几乎人人要看而广告费又极低的报纸上固定租下一个“报眼”，每周几十个字的广告词，我设计的广告词都很有“嚼劲”、耐看，引人注目、深思，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又发明了“谜语广告”、“智力游戏广告”、“有奖证联广告”等等，使得这些广告成为市民们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奖证联广告”最成功的一次是“黑头发黑眼睛都爱黑牡丹”征上联，全国各地寄来了几百个上联应对，有的很有创意，但都不太令人满意。我还是从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励应对者的积极性。 在我们成功地把芦荟洗发水和芦荟护发素合二而一变成一瓶产品的时候，为了这个新产品的推出，我在一份报纸上买下一个整版，登出一个悬念广告 1+1=1！ 过了几天，我又在这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登了一个招贴画，画的是一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等于一瓶二合一洗发香波。 这个广告当年荣获全国广告创意一等奖。 有一天我乘坐大巴去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人吹牛，其中一人说：“‘黑牡丹’的董事长要高薪聘我，我还不想去呢。”另一人接着说：“那天‘黑牡丹’的董事长托我去市政府办一个批文，要不是我去的话，谁都办不下来。”我走到这几个年轻人面前，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 到了省会，我上台发言完毕回到座位时，旁边一个人说：“我爱人提起你多次了，今天才有缘见到。”我问道：“你爱人是谁？”对方笑着说：“等一会我带你到我家里就知道了。我叫王穆。” 会后我跟着到了王穆家，王穆的爱人开门，我一看，竟是陈琳！几十年不见，两人都有点突然，竟找不出一句开头语。我见陈琳住在“法院公寓”里，家具也都是旧的，显得有点寒酸，心里想：这么一个官家的千金，怎么会嫁给一个普通的法官呢？但想想不对啊，刚才那个会参加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小小的法官不可能参加会议。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陈琳开口了：“我爸爸平反复职以后，就把我嫁给王穆，一直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副院长还住这么破烂的公寓？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同他们谈论其它事。 我瞥见茶几上有个文件，上面有句话看清楚了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一审判决的案件错判率为52%”，我对王穆说：“这个数据有误吧？应该是5.2%才对吧？” 王穆说：“错不了，每年抽样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 我说：“冤枉率不止一半，那老百姓还指望谁呢？” 王答：“其实老百姓真没必要来我们这里打官司，原告被告一起去菩萨面前发毒誓或者用“卜杯”（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可以看出，卜到‘信筊’的几率是50%）定是非，产生的冤案肯定比我们少。” 第二天，陈琳突然到宾馆找我，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的房间？”陈琳答：“我问宾馆总台就知道了，这办法谁不懂？我们以前不是也很会找人吗？”陈琳讲的是我们小时候为学校募捐的事。 陈琳带着我到楼下，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陈让我坐在“副驾”座位上，自己驾车发动。我说：“你会驾车？” 陈答：“当然会啦，这车是我的。” “你要带我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到郊区一片高级别墅区，在一栋极其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下来。陈琳带着我进了房间，装修、家具、布置都显得异常气派。我已经看出这都是陈琳的，不想发问，只听陈琳的介绍：“我知道你这几年做化工发了，其实我比你还发。不过当官也有不好的一面：再富也不敢张扬，有钱偷偷地花，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家乡的人都不知。要是让王穆知道我带你来，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说：“我只懂得搞科研，钻研技术，公司的生意也不是我做的，当官的事我更不懂”。 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是做官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看来还是做官好——做生意可能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也可能一本万利，但做官却可以做到无本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