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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后院起火

公司有个业务员曾飞,文化程度较低,却“很有交际能力”,靠烟茶酒打天下,销售业绩不错,多次叫我在沐浴液产品的商标上加“能治淋病、梅毒、***”等文字,说这样做能让业务“翻一番以上”。我说:“这是骗人的,而且违反商标法,不能做。”
曾飞见说服不了我,就骗走公司一百多万元货款,投靠到另一家化妆品公司去了。陈青立即请来律师写好状纸向法院告状,法院看到是“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又是香港派来的,立即受理,而且很快就审理、判决,限曾飞一个月内把骗走的赃款退还。
陈青又打听到曾飞现在投靠的公司总经理也是香港人,马上打电话过去:“老兄,我们香港的法律你是了解的——在香港如果有人离开一家公司,三年内是不能从事原公司业务的。”曾飞很快就被那家公司开除了。
我向法院“执行庭”交了五万元申请已经生效了的判决,又派人跟着法院的车到曾飞的家里“执行”,刚好曾飞在家,不得已当场通过银行转了十五万元给法院,并保证其余的款项在一个月内还清。
一个月后,我到法院催促执行,并要回那十五万。法院说等“全部执行完毕”一起汇款。几个月过去了,不管我再怎样催,法院都说“找不到曾飞,无法执行”,十五万元也不给。
后来我打听到法院里的人都喜欢赌博,这几年全县所有经济案件“执行”得到的钱都被他们赌掉或者买“六合彩”花掉了。我白白花了几十万告状费、律师费、执行费,还是没能要回被贪污骗走的一百多万元。
曾飞把其余的欠款转到附近一个村里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沐浴液,果然在商标里写上“能治淋病、梅毒、***等”,被人告发,罚款,在外地的看守所里又倍受耻笑、辱骂,出来后疯了,晚上到处跑,竟掉进自家门外的池塘里溺死了。
陈柏霖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了致公党,而且还当上了中央委员。这一天来到我家,跟我讲了许多致公党的“内部消息”,希望我加入致公党,还许愿我“很快就会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并特地加了一句:“你出国的时候,尤其是到菲律宾办事,这个身份会带给你想象不到的种种方便。”
我淡淡地听完他满腔热情的介绍以后,只回复他四个字:“君子不党。”
大哥发现七弟偷了厂里一些贵重的原材料到外地卖,就把他叫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限令一个月内把“赃款”交出来。七弟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出差回来,收到七弟的信件,拆开一看,连鼻子都气歪了,只见信里歪歪斜斜的“蝌蚪”字:“限你半个月内汇一百万元到武汉汉正街××号,否则绑架你的儿子,放火烧你的房屋……”云云。我不理他,把信丢进垃圾桶里。
几天以后,四弟来找我,要我“马上”给他五十万元,说是前几天赌博欠人家的,如果不能及时还清的话,对方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我说:“我给你五十万,你也不用来上班了。专职赌博去吧。”
四弟刚打发走,三弟又来了,吵着要钱,说自己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要多少?三弟说要一百万:“钱到手就永远不找公司的麻烦”,我筹了一百万元给他。
五弟告诉我,说他有确切的证据肯定张继“坐地分赃”——去年年底计划今年初派往各地办事处的名单时向销售人员要回扣。我让陈青暗地里核查此事。
正当陈青把核查结果告诉我的时候,张继打来电话恶狠狠地说:“我走了。你的公司一定会在一年内倒闭,我们走着瞧!”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在一年内倒闭?我不大相信,还是同陈青继续研究公司如何创新、如何扩大业绩的事。
实践证明,我小看了一个小镇干部的能量——几天以后,陈青向我递交辞呈,说是家兄在香港的生意扩大,要他回去帮忙。我追问他到底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陈青最后说了实话:张继一再打电话威胁自己,又把恐吓电话打到香港他的家里。家里人觉得没必要呆在大陆担惊受怕。我苦苦相劝,还是留不住陈青,只好让他走了。
张继又唆使公司里一个曾经因为“账目不清”被陈青训斥过的仓管员复印一张“出仓单”寄给市税务局稽查队,说是这张单据可以证明公司偷漏税。张继自己又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打了几次电话“揭发”我“长期偷税漏税”。市税务局接到举报后,派了十几个人开着车冲进我的公司,把所有账本封存打包装上车,通知公司“马上”停止生产,所有财务人员必须天天到市税务局“报到”接受问讯,直到“结案”为止。
我第二天找到市税务稽查队,队长吴能板着脸教训我:“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如何偷税漏税吧,否则等到我们查出来你的罪更重……其实你只要‘会做人’,事情也不会太严重。”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说:“我没有偷漏税,你们尽管查。”
看着桌上的热水瓶外用油漆写着“市稽”两字,我故意问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吴能答:“连这个也不懂,市稽查队的简称嘛。”
我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市滑稽剧团的简称呢。”
周围的人都笑了。
吴能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调侃,气得呲牙咧嘴,一时又找不到“驳斥”的词语。
我又找到市税务局长曾杰,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偷漏税,也不想偷漏税。曾杰咆哮起来:“我说谁偷税谁就偷税!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不偷漏税的!”
稽查队查了两个月,却查不出“大笔”偷漏税的证据,只查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账目有“漏税嫌疑”,比如公司送人的化妆品礼物没有“入账”之类。吴能拿着这点小事做文章,“深挖”下去,却发现他们(各级税务人员)自己也在“受贿”的名单里面!
其实我也不敢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说实在的我连现在有多少“税种”都还弄不清楚呢。但这帮只会吓唬平民百姓的稽查队员们智商实在太低,我又事先做了准备,账面上比较“干净”而已。
曾杰大发雷霆,骂吴能真的太“无能”了,命令他带队到黑牡丹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十九个办事处查账。无能带着一帮人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又查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公司长期不能生产经营,被欠的货款也不能收,几百个工人“干坐”在厂里,工资还得照发,日常开支也少不了,我向朋友借高利贷维持着。学校到了发放奖学金的时候,我也只能借高利贷汇给学校照发,校长感动得热泪盈眶。
省政协一位副主席来古镇办事,顺便到我的公司看看,却看到公司大门紧闭,进入办公室询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如实讲了。副主席立即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长和省税务局长,说不能这样折腾企业,不管我有没有偷漏税,此事拖了半年也应该结了。
市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最近也在琢磨为什么我市每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第二年都因为‘偷税漏税’倒掉呢。”
很快地,省里有人向曾杰“打招呼”,曾杰吓得当天就逃到国外去了——原来他早有准备。
后来曾杰被“立案查办”,确认其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但人也从地球上蒸发了。
吴能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集市当收税员,但狗总是改不了吃屎,听说后来“搞腐化”被当地人打成残疾,成了废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