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强的“兴衰三角”：《狂飙》的社会学(3)

　　你看，在菲律宾环境下，不变的是高启强，轮流坐庄的是赵立冬/孟德海。

　　所以，我们不妨反事实思考：为什么专案组一到京海市，赵立冬就一直没出场呢？因为他没给阻力。为什么没给阻力呢？因为刚下来的时候，被吓到心脏病发的是龚开疆——他和孟德海更近一些。龚开疆实际上就是孟德海和高启强的中间人。如果赵立冬一开始就给专案组阻力，也许结果又不一样。赵立冬也许只是想“驱虎吞狼”，但最后自己也被搞倒了。

　　历史与政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命题：“国家作为有组织的犯罪”。其实想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不妨联系到马克斯韦伯的另一个经典命题：国家就是对领土范围内暴力的垄断。

　　国家和有组织犯罪确实非常像：收保护费/税收，提供安全/社会福利，不允许其它势力提供替代性保护/暴力垄断。

　　但是，反过来呢？有组织犯罪作为国家？这个命题又感觉不太合适了。

　　熟悉非洲政治研究就会明白：在研究非洲国家的时候，由于经常发现非洲的政权破碎、内战不断，甚至有国际势力干预（有兴趣搜下俄军中的瓦格纳雇佣兵在非洲的影响），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正如“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概念提出者Achille Mbembe所说：在非洲的失败国家，你经常会发现：每个组织都会声称对你的生死有暴力决定权。

　　这是失败国家的典型：暴力无法垄断，主权所有者太多。但是对于《狂飙》一剧却不同——你可以只用一条线索来看高启强：如何垄断暴力。

　　高启强势力一直要做一件事：警察不能动我、其它势力不能动我。就高启强的弟弟高启盛的话来说：“京海市掉下个钢镚，那也要姓高。”

　　高启强真的做到垄断暴力了。

　　你看后半部剧情，高启强就是亲和大叔的形象：骑着电动车、菜市场买菜、路边喝个粥。

　　你被这样人性化的黑帮老大打动了。但你肯定也好奇：没人敢动他？没人绑架他？

　　不用担心，他垄断了暴力。蒋天被打服了、泰叔退位了，警察被收买了。

　　但是，当他垄断的暴力的时候，也是他走向覆灭的开始，因为蒂利的命题不能翻转——只能“国家作为有组织的犯罪”，不能“有组织的犯罪作为国家”——至少只能作为“从旁的国家角色”（other statemen）。

　　安欣这个角色，表面上看是一个小警察如何坚执不屈，但其实是想表达一个隐喻：国家不可能允许有组织犯罪彻底代替它的暴力机制。

　　安欣这个角色，另一个隐喻也在于：它是在纵向关系政府中的枢纽。为什么他要加入上级的专案组？它想说明政府机构不是地方分治的格局，而是自上而下的统治。

　　我们只要把格局切换到清末民初就知道这个区别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有组织的犯罪作为国家”才能够实现，因为那时是缺乏中央集权的。

　　比如，你知道的张作霖，就是从“地方保安队队长”做起的。再比如，清末淮河地区的捻军运动，也是以建立地方村寨堡垒的方式建立自治。所以，高启强在剧中的时代，也是另一种政治变迁的隐喻。

　　这就是高启强式“黑社会”的难题：在他所处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中，陷入“兴衰三角”——经济利益、政治网络与社会暴力。

　　当他想把社会暴力做到垄断极致，狂飙到底时，他就会陷入自我陷阱，被政治盯上。

　　当他想把经济利益做到垄断极致，狂飙到底时，他就会陷入自我陷阱，因为经济市场化需要让资本流动成为可能。

　　让他想把政治网络做到垄断极致，狂飙到底时，他也会陷入自我陷阱，因为这个政治体制只允许妥协与分配。

　　当他还想把这三个角都做大的时候，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参考文献：

　　康灿雄，2017，《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伯，2019，《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唐世平，2022，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尤怡文，2017，《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社会》第37卷第3期。

　　Achille Mbembe. 2019. Necro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Kleemans, Edward R. 2013.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Visible Hand: A Theoretical Critique o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Organized Crime’.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13(5):6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