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十四章)(5)
时间:2023-02-18 作者:王跃文 点击:次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王跃文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