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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世纪(6)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即便从这段唱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玉的整体剧作风格,雄伟的气概,悲怨的情怀,开阔的眼界,谨严的格局。他也写过一些成功的喜剧,使他的名字留给人的总体感受却是苍茫郁愤。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群中,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叶时章的《琥珀匙》、丘园的《虎囊弹》、在当时和以后都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剧作家,地位不高,却常怀懮国懮民之思;文化不低,却深知剧场演出的实际需求。在他们笔下,题材颇广,却总以写历史和现实的政治事件为主;儿女之情也有涉及,但兴趣并不很大。他们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所震动,为政治领域里的是非恶邪之争所吸引,因此,他们的笔端,常常显现出政治历史的浓度。由于受封建观念的深深蒙蔽,他们所认为的是非,往往并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正症结所在;然而,他们表现这种题材的巨大热情,却成功地为中国戏剧文化带来了更高的社会层次、更大的冲突规模、更广的感应范围。清代最出色的两大戏剧———《桃花扇》和《长生殿》,就将在这个基础上,在又高又广的社会层面上开拓题材。它们的政治气度和社会典型意义的取得,是与苏州剧作家们大量创作经验的积聚分不开的。

  在这群苏州剧作家后面,我们看到了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活动家李渔。苏州剧作家们没有留下他们的生卒年月,难以对比,若与更前一辈的人比较,那么简单说来就是:正是在汤显祖、沈璟去世前后,李渔出生。李渔的戏剧创作赶不上他的理论建树,但作为一个在戏剧界极为活跃、颇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笠翁十种曲》还是广为人知的。李渔写剧,为的是给自己的家庭戏班演出;而演出的目的,又着重于消遣性娱乐性方面,顺便宣扬一点封建道学。这就决定了他的剧作的浅薄、庸俗、嬉闹的基调。这样的剧作,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不反映黑暗的现实和人民的心声,因而既谈不上深刻的社会意义,更谈不上切实的社会功用,与苏州剧作家们的激情呼喊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创作的后期,似乎又想把封建道学更多地塞入嬉闹浅薄的纔子佳人故事之中,结果越发糟糕了。

  李渔在自己最欣赏的《慎鸾交》一剧中借主角华秀的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小生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桑间之色;亦解钟情,却不锺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纔有德之人,判然分作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纔算得个学士文人。

  李渔剧作,既把“风流”发挥到了不堪的极点,又把道学崇尚到了露骨的地步。《蜃中楼》把元杂剧中的两个神话戏《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拼在一起,让张羽替柳毅和龙女传书,结果却用风流色彩把原来两剧中的坚毅精神减弱了,变成了一部以奇特组合方式构成的纔子佳人戏,炫目的外彩包裹着平庸的实质。这还算好的呢。在其它剧作中,或者一男二美,妻子热心为丈夫娶亲;或者一夫三妻,丈夫由奇丑而变为俊美,博得三位妻子的喜欢;或者美男丑女、美女丑男互相错位,最后又丑丑相归,美美相合;或者妓女守节,终得佳夫,纔子持重,终获美眷;或者皇帝恋妓,几经周折,册封爱妓和貌似者为贵妃……这样的“风流”,竟然还能与道学结合起来。写妓女纔子互相等待的戏,李渔也要他们褒扬成“一个矢贞不嫁,一个守义不娶”的“义夫节妇”。写皇帝热恋妓女的戏,李渔也要插入几个忠臣,宣扬一下“竟义争忠世所难,行之我辈独立心安,若无铁汉持纲纪,风俗靡靡世早坍”的观念。李渔甚至认为,道学的目的,正应该通过风流的途径达到,别看他写得那样滥情腻人,他还是在挽救世风、帮助社稷呢。《凤求凰》一剧的尾诗写道:

  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

  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

  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浪荡舟。

  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

  李渔的这种追求,恐怕是既要引起那些正规的道学家们叹息,也要引起那些认真博取情感的“风流纔子”们的不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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