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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骗你(第八章)(2)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王跃文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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