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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第二部 1900年—1934年,沉默者说)(2)

  我们在威尼斯成为朋友。父亲做贡多拉的生意,有几条船载着游人在运河和潟湖穿梭。当时大卫在威尼斯大学读书,快毕业了,逮着空就去里阿尔托桥边画画。他要画里阿尔托桥的四时百态。有一天我闲得无聊,主动请缨摇一艘贡多拉,半下午大雨滂沱,游客跳上岸就往客栈跑,威尼斯瞬间成一座空城。我穿好雨衣,摇着贡多拉在运河里慢悠悠地转圈,难得在大雨里独游运河。到里阿尔托桥下,累了,我在桥洞里停下。桥上有个打雨伞画画的小伙子。在威尼斯画画的人实在太多,跟在中国见到乞丐一样,每座桥边都聚着三两个,但冒着大雨画,撞上一次不那么容易。我就看着他画。

  大半个小时过去,雨停我上岸,他也画完了。他把我和贡多拉都画了进去。我就认识了这个从英格兰来威尼斯读书的大卫·布朗。那段时间我跟父亲常住威尼斯,见面的机会就多,他把过往的画作带给我看。我们同龄。有一张画,一个扭头往回看的意大利女孩。我说真漂亮,画得也好。他问我如此礼赞目的何在,我说的就是:干夸,无功利。后来,我通过他认识了他的那个女同学。我还没谈过女朋友。很遗憾,老家在那不勒斯的姑娘已经有了男朋友。

  离开威尼斯,我和大卫就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在中国重逢。有一天我们从各自的舰船上下来,乘驳船穿过十英里波浪翻滚的海面,到达白河河口,然后换乘更小的船穿过沙洲。过沙洲就可以看到白河南岸的中国城大沽,对面是城市塘沽。在塘沽下船,再乘两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津,这段路大约三十英里。去天津我们都得这么折腾。那条小船上挤了四五个国家的水兵,坐在我身边的竟然是大卫。四年不见,我们都变了样,但他左耳朵后面长的一簇金毛没变。那十来根金光闪闪的英式卷毛,一般人长不出来。我叫一声大卫,大卫·布朗,他立刻认出我。他坚持认为我嗓子里藏了一张砂纸,发出的声音既像诱惑又像折磨,拟音大师也模仿不了。他比我早一年来到中国,对于这个古老辽阔的东方国度,各方面他都堪称我老师。我对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马可·波罗和血脉一般纵横贯穿这个国家的江河湖海;尤其是运河,我的意大利老乡马可·波罗,就从大都沿运河南下,他见识了一个欧洲人坐在家里撞破脑袋也想象不出的神奇国度。

  我们在船上深情拥抱,我和大卫·布朗。他是服役入伍,我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主动申请来中国。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其实都清楚,一旦你跨海而来还怀揣着利器,你就是侵略者。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这一点我们就越清楚。我们聊了一路。其实是聊了一天,直到原路返回登上各自舰船。这一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进相同的店,喝相同的酒,吃相同的饭。他还在画画,我依然喜欢河流和出走。

  因为舰上规矩多,又经常四处巡航,能碰在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们就约定,每次上岸,如果知道下次上岸时间,就写个条塞在沙洲上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从我们登上沙洲码头边的那棵柳树开始数,右手第三棵,半人高的地方有个隐蔽的狭长树洞。我放的纸条如果他不取,就永远在那里。我们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联系,居然也相当奏效,见如玉四次,我都是跟大卫一起去的。他去写生,从沙洲随便上一条船,或者租一条自己手摇,白河上下,哪个地方有感觉就在哪里停下。待在中国的这两年他一直如此。

  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塘沽采购,我说你的目的其实不是写生,不过是找个文雅的借口到处跑跑散散心。他歪头想了一会儿,觉得有道理,他的确经常出去转一圈,回来纸上连条线都没画。整天憋船上是够受的。不过他去风起淀倒是实实在在画了十来张画。

  风起淀是个半村半镇的地方,比村大,比镇小,淀上人家沿白河两岸分布,码头不是很大,但过往船只打尖落脚足够。他在风起淀偶然看见如玉在河边洗衣服,动与静、全貌和局部的关系让他有了感觉,就在对岸支起画板画起来。如果不是我想看看风起淀,如果不是我还暗暗期待见到那神仙般的姑娘,大卫画完就画完了,可能再也不会再去那地方,因为我想去,他就又去了。因为我去了还想去,他就随我继续去。

  我们俩到了风起淀,一点弯子没绕,直接到了那姑娘洗衣服的地方。不必说,她家一定在附近,谁会大老远跑

  别人家门口洗衣服。但河边一溜排开四五家,因为对着长河,谁也不好意思大敞院门,都关得严实。大卫对我嘿嘿地坏笑。我硬着头皮说,不信门里头有炸药,一家一家敲。至于敲开后怎么办,根本没时间想。后来我们知道,家家闭户上锁,固然是避开往来船上偷窥的目光,更重要的,为避免惹是生非。义和拳在风起淀已是风生水起,尚能过得下去的人家都希望岁月安稳,开门只会招灾引祸。先敲距洗衣处最近的大门,因为那家大门上贴了两张非常好看的门神,一边是秦叔宝,一边是尉迟恭。大卫说,这是杨柳青年画的风格。顺便给我普及了一下何为杨柳青年画。他曾陪伺候过的那个长官去过杨柳青古镇,现场观摩了镇上老艺人的年画制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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