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二部 1900年—1934年，沉默者说）(2)

　　我们在威尼斯成为朋友。父亲做贡多拉的生意，有几条船载着游人在运河和潟湖穿梭。当时大卫在威尼斯大学读书，快毕业了，逮着空就去里阿尔托桥边画画。他要画里阿尔托桥的四时百态。有一天我闲得无聊，主动请缨摇一艘贡多拉，半下午大雨滂沱，游客跳上岸就往客栈跑，威尼斯瞬间成一座空城。我穿好雨衣，摇着贡多拉在运河里慢悠悠地转圈，难得在大雨里独游运河。到里阿尔托桥下，累了，我在桥洞里停下。桥上有个打雨伞画画的小伙子。在威尼斯画画的人实在太多，跟在中国见到乞丐一样，每座桥边都聚着三两个，但冒着大雨画，撞上一次不那么容易。我就看着他画。

　　大半个小时过去，雨停我上岸，他也画完了。他把我和贡多拉都画了进去。我就认识了这个从英格兰来威尼斯读书的大卫·布朗。那段时间我跟父亲常住威尼斯，见面的机会就多，他把过往的画作带给我看。我们同龄。有一张画，一个扭头往回看的意大利女孩。我说真漂亮，画得也好。他问我如此礼赞目的何在，我说的就是：干夸，无功利。后来，我通过他认识了他的那个女同学。我还没谈过女朋友。很遗憾，老家在那不勒斯的姑娘已经有了男朋友。

　　离开威尼斯，我和大卫就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在中国重逢。有一天我们从各自的舰船上下来，乘驳船穿过十英里波浪翻滚的海面，到达白河河口，然后换乘更小的船穿过沙洲。过沙洲就可以看到白河南岸的中国城大沽，对面是城市塘沽。在塘沽下船，再乘两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津，这段路大约三十英里。去天津我们都得这么折腾。那条小船上挤了四五个国家的水兵，坐在我身边的竟然是大卫。四年不见，我们都变了样，但他左耳朵后面长的一簇金毛没变。那十来根金光闪闪的英式卷毛，一般人长不出来。我叫一声大卫，大卫·布朗，他立刻认出我。他坚持认为我嗓子里藏了一张砂纸，发出的声音既像诱惑又像折磨，拟音大师也模仿不了。他比我早一年来到中国，对于这个古老辽阔的东方国度，各方面他都堪称我老师。我对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马可·波罗和血脉一般纵横贯穿这个国家的江河湖海；尤其是运河，我的意大利老乡马可·波罗，就从大都沿运河南下，他见识了一个欧洲人坐在家里撞破脑袋也想象不出的神奇国度。

　　我们在船上深情拥抱，我和大卫·布朗。他是服役入伍，我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主动申请来中国。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其实都清楚，一旦你跨海而来还怀揣着利器，你就是侵略者。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这一点我们就越清楚。我们聊了一路。其实是聊了一天，直到原路返回登上各自舰船。这一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进相同的店，喝相同的酒，吃相同的饭。他还在画画，我依然喜欢河流和出走。

　　因为舰上规矩多，又经常四处巡航，能碰在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们就约定，每次上岸，如果知道下次上岸时间，就写个条塞在沙洲上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从我们登上沙洲码头边的那棵柳树开始数，右手第三棵，半人高的地方有个隐蔽的狭长树洞。我放的纸条如果他不取，就永远在那里。我们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联系，居然也相当奏效，见如玉四次，我都是跟大卫一起去的。他去写生，从沙洲随便上一条船，或者租一条自己手摇，白河上下，哪个地方有感觉就在哪里停下。待在中国的这两年他一直如此。

　　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塘沽采购，我说你的目的其实不是写生，不过是找个文雅的借口到处跑跑散散心。他歪头想了一会儿，觉得有道理，他的确经常出去转一圈，回来纸上连条线都没画。整天憋船上是够受的。不过他去风起淀倒是实实在在画了十来张画。

　　风起淀是个半村半镇的地方，比村大，比镇小，淀上人家沿白河两岸分布，码头不是很大，但过往船只打尖落脚足够。他在风起淀偶然看见如玉在河边洗衣服，动与静、全貌和局部的关系让他有了感觉，就在对岸支起画板画起来。如果不是我想看看风起淀，如果不是我还暗暗期待见到那神仙般的姑娘，大卫画完就画完了，可能再也不会再去那地方，因为我想去，他就又去了。因为我去了还想去，他就随我继续去。

　　我们俩到了风起淀，一点弯子没绕，直接到了那姑娘洗衣服的地方。不必说，她家一定在附近，谁会大老远跑

　　别人家门口洗衣服。但河边一溜排开四五家，因为对着长河，谁也不好意思大敞院门，都关得严实。大卫对我嘿嘿地坏笑。我硬着头皮说，不信门里头有炸药，一家一家敲。至于敲开后怎么办，根本没时间想。后来我们知道，家家闭户上锁，固然是避开往来船上偷窥的目光，更重要的，为避免惹是生非。义和拳在风起淀已是风生水起，尚能过得下去的人家都希望岁月安稳，开门只会招灾引祸。先敲距洗衣处最近的大门，因为那家大门上贴了两张非常好看的门神，一边是秦叔宝，一边是尉迟恭。大卫说，这是杨柳青年画的风格。顺便给我普及了一下何为杨柳青年画。他曾陪伺候过的那个长官去过杨柳青古镇，现场观摩了镇上老艺人的年画制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