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二部 1900年—1934年，沉默者说）(12)

　　放下我大卫要回前线，过来两个抬担架的英国士兵，对他说，战斗结束了。他们把担架上的伤员放在我旁边，是十九岁的小水兵。一颗子弹射穿了他心脏部位。小水兵努力睁开眼，不知道他看没看清我；也许正因为看见是我，他才要努力睁开眼。一个德国医生走过来，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他在小水兵跟前站了不超过两秒钟，弯下腰，伸手合上小水兵睁到一半的眼皮。小水兵的眼皮再也没力气动一下，他死了。

　　我用胳膊肘撑住地面，整个身体向小水兵身边挪，挪到合适的位置，我把胳膊抬起来，让小水兵沾满尘土、硝烟和血污的脑袋正好置于我的胳肢窝下。然后我号啕大哭。那个时候，除了哭，我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

　　伤病员被转移到了平底船上。我的小腿做了手术，子弹和碎骨头渣取出来了，消毒、上药、上夹板，服药，什么事都干不了，只能重读《马可·波罗游记》。医生说，鉴于骨头碎裂严重，保住这条腿问题不大，但别想着以后跟正常人一样，大地对你来说将是起伏不定的。我说，我要变成个瘸子？医生肯定地说，瘸子。又补了一句，想想那些命都没了的年轻人，你应该为变成一个瘸子感到幸福。也就是说，我这辈子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个幸福的瘸子。我对他笑了一下。

　　陆陆续续传来前线的消息。英军运来两尊名为“列低炮”的可怕大炮，一炮打响，一百码内，闻到味儿的人当场毙命。这种毒气炮在非洲的战场上曾用过一次，为万国公法所不许，但还是又用了。大卫来看我，证实了这一点。

　　天津城破三个小时后，他们去街巷里巡察，看见不少中国士兵抱着枪，倚墙而立，对他们怒目相向，拿刺刀捅一捅，直直地倒地，这些中毒的中国人已经气绝多时。租界受到中国人的破坏，战后的天津城遭到更疯狂的报复，到处是枪眼和炮痕，死人无数，大街上中国平民的尸体无人收殓，只有苍蝇和猪狗每天来翻捡。联军清洗了天津

　　城里留守的所有商行、当铺和大户人家，连官署也被抢劫一空。过去诸般繁花盛景、高堂华屋，都成了废墟瓦砾，狼藉满地。

　　时近月底，大卫又来看我，我们的医院也换了地方，从船上移到白河岸边。他说最近要开拔去北京了，就等着联军指挥官的人选定下来；各个国家都在争，谈判桌上打得比战场上还热闹。长官嘱咐，出发之前有信的赶紧寄，下一封家书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写。大卫问我要不要也来一封，他帮我寄。我想了想，说好。

　　八月四日，大卫随同联军部队沿白河北上京城，出发前来医院取信。我把信折好，夹在《马可·波罗游记》里。书送给大卫，放下枪时他可以读一读。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闯入者，这应该是本必读书。那你呢？大卫问。我几乎能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俩约定，如果还活着，就继续把便条放在河口沙洲上的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如果谁不在了，另一个人就帮他给家里写一封信。在我给父母和哥哥的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但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杀人；而我厌倦了这种生活，它不比死更让我留恋。如果哪一天我从这世上消失了，不必难过，也请见谅。云云。

　　大卫把我从病床上扶下来，我们在床边拥抱、告别。左腿已经好了很多，我可以每天拄着拐在附近走动；皮外伤口早就愈合，等骨头长得差不多就可以彻底拆掉夹板。我架着双拐向远去的大卫挥手。我对大卫挥了很长时间的手，我担心只有这一次对他挥手的机会了。

　　大卫·布朗去了北京。第二天我睡足一整天，到晚上，像斗牛一样精神抖擞，我瞒着医生离开了战地医院。我知道路怎么走，我也知道如何不被人发现。在一个灌木丛里，换上提前备好的中国人的衣服，给自己接上一根假辫子。我清楚自己的长相存疑，也明白辫子接得很不成功，所以戴上斗笠，压低了帽檐。然后学中国人，打一个包袱斜背到身上。包袱里装了两件干净衣裳、简单护理伤口的医药用品、几块轻易不会变质的中国面饼、一个军用水壶、手头所有的散金碎银、一把防身的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还有一把军用匕首，掖在后腰里。衣服等行头是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花了很少的钱。他们更愿意白送，只要不要他们的命。在他们眼里，即使一个拄着双拐的洋人，也跟凶神恶煞一样可怕。中国人的裤子裆部肥大，走起路来呼呼生风，等于给隐秘处自备了一个风扇。我拄着双拐，一路蹦蹦跳跳，摸黑往白河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