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二部 1900年—1934年，沉默者说）(11)

　　天津城里冒着烟，到处是废墟和烧焦的尸体。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贴切地描述出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死亡和腐败的味道。

　　见到每一具尸体我都绕着走，碰到那些残缺的肢体，我会觉得是我杀了他们。大卫认为我是劳累导致的幻觉，就像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耳鸣。我不认为是幻觉，他们的死就是跟我们有关。如果一群高鼻深眼的家伙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到来，中国人会像落叶一样大片大片地死去么？但在战争中讨论死亡不合时宜，枪在响，炮在轰，厮杀的喊叫永不停息。

　　二十七日，我们开始分三路纵队进攻天津城外的东机器局。中国人叫它“东局子”。这地方制造枪弹和火药，有上千名清军把守，是杵在天津租界前的一个火药桶，必须拿掉它。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机器局里的弹药库被炸了，清军撤出时，我们占领了东局子。弹药库的爆炸也是笔糊涂账，搞不清是联军的炮弹击中的，还是清军担心失守后弹药会为我所用，自己点了火。反正此后突然安静下来。

　　双方都在休整。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我主动要给大卫读《马可·波罗游记》。我两眼朝天读，他两眼望天听，听睡着了我还继续读。一会儿用意大利文读，一会儿把它翻译成英文读，一会儿意大利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混在一起读。战争中不期而至的寂静有种骇人的效果，你会觉得特别不真实，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诞感。已经消失的隆隆炮声经常会回到你的头脑里，而且响动更大，因为没有别的杂音侵袭进来。你甚至能感到偶尔有热乎乎的气浪扑面而来。十九岁的小水兵说，他不希望我归队，这样每天晚上他就可以挨着我睡。我也不想回去，在哪儿都是打仗，枪子真射过来，肯定也来不及关心国籍。

　　很多人开始给家里写信，免得被一枪撂倒，连句话都没给亲人留下。我也在想写信的事，可写什么呢？我只有让哥哥寄马尼拉方头雪茄时，才给家里写信。

　　七月一日，枪炮声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我们用大炮猛烈地轰击天津城作为回击，双方一直闹到半夜。我怀疑我们的大炮已经把天津城炸成了筛子。随后几天互有攻守，又僵持了，都不敢轻举妄动。探子来报，清军和义和团打起来了。这是个利好的新闻。清政府的正规军和义和团，哪一个单挑出来都够难缠的，他们携起手来我们更难受，这些天危如累卵的狼狈状态已然是最好的证明。现在他们俩掐起来了，讲出一万条理由，我也不相信这个局面对我们是坏事。

　　聂士成看不上义和团整天装神弄鬼，义和团也不喜欢正规军把他们当炮灰。进攻租界时，清军就把义和团往前赶，后退则杀无赦，直接动刀子，团民等于腹背受敌，因此伤亡惨重。义和团不干了，趁聂士成与联军激战，绑了提督的老母妻女，矛盾终于摆到了桌面上。聂士成派兵追击义和团，同情义和团的当地联军跟着反击聂士成，还谣言聂部造反。据说此事对聂士成刺激甚大，自愤一生勉力奋为，精忠报国，对内不见容于同僚，对外又受辱于匪民，颇有些进退失据，一颗心凉到了底。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八里台之战，他屡受炮击还重伤不下火线，最终血肉横飞一头栽到马下，以身殉了大清国。

　　八里台之战也是我的最后一战。聂士成之死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但很惭愧，聂死之壮烈没有激发我的战斗豪情，却唤醒了我“逃离”的冲动。我哥一直对我这个毛病耿耿于怀，他讨厌我没来由的消失，一不小心人就不见了。他在信里告诫我，既然你已经私自跑到中国去了，那就在中国老老实实待着，别乱跑，定期给家里写信：你知道母亲整天为你提心吊胆吗？你知道从不相信上帝的父亲现在每个礼拜要去两次教堂吗？我当然知道。但我还是乱跑了。现在我就想“消失”。七月九日傍晚，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天，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我已经想好了如何消失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左腿胫骨，把我的骨头打碎了。娘的，如同挨了一闷棍，然后感觉左腿越来越沉，最后是剧痛让我停了下来。

　　大卫在射击的间隙看了我一眼，发现血已经湿透了我的绑腿。他猫着腰过来，打开我绑腿，拿出绷带包扎好伤口，把我背到一块石头后面，让我躺好，他去找救护人员和担架。等他带着法国的外科医生过来，因为失血过多我已经精神恍惚了，枪声听起来是从去年传来的，在我眼前晃动的大卫的脸，像一张被洗坏了的照片。法国医生给我扎了个止血带，把我放到担架上。大卫和一个俄国士兵抬着我，送到了临时的战地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