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人想看《椒麻堂会》，把大时代的痛落到细节(2)

　　然后我们很有幸地结识了我们的声音指导王然，他也是一个死磕的匠人。所以其实拍完片子以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声音，拍摄杀青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演员都没走，全部留在乐山本地录对白。录制的方式就是说一句录一句，好处就是第一能把方言的特点保持得比较纯粹；第二能够调节状态，给人物再加注一个维度的表现力。除此之外我们会在一些全景或者不太看得清口型的景别加改台词，这其实算是另一个维度的创作。

　　其次就是后来的动效、自然声都是我们的声音指导王然自己一点点做的，里面个中的细节也只能他去体会，在最后期我还是在音棚里陪了他一段时间，那个工作量非常大，但他依旧选择像一个手艺人这样一点点去完成，这其实也是他在践行他那个领域的创作准则，并且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刘小黛：导演刚刚提到了匠人，我记得本片在今年的南方影展上获得了最佳剧情长片，其中的短评为“史诗格局完美融合戏剧形式，以极富开创性的电影叙事重现一段家族回忆与大历史，并回到以人为主、以艺术为本的出发原点。这种另类史观的构筑，在主旋律电影充斥的今天更显勇气与坚定，匠心独具的美学尝试，挑战历史叙事的企图，都展现出电影的高度。”

　　大致就是说我们在主旋律以外能看到这样一个工匠精神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难得的。那导演也聊到了，其实《椒麻堂会》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低成本创作嘛，那么想问一下制片人丁老师，在较低成本的预算之下，您是怎样您协助导演去完成这样一个美学统一的这个作品，有遇到哪些困难吗？

　　丁丁：这部影片是一个低成本的影片，我们能够把这个影片完成其实还是因为导演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首先就是导演他对于这部影片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感，以及强大的掌控力和号召力，从而能够聚集一班子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来参与到其中，并且所有人都做出了不计回报的贡献和付出。片中大部分需要经常出现的这些角色大部分都是我们剧组的工作人员来参与演出的。我们的拍摄周期总共有83天，就是七个礼拜，前期的话也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其实都是这帮年轻人跟我们一起在乐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旷日持久的制作流程。要说困难的话主要还是经费问题，其实开拍之后一切就非常顺利了，最困难的其实是在前期和后期，前期和后期都会有钱的压力，后期还要赶电影节首映的时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反而在拍摄期是我觉得比较轻松的时候。

　　刘小黛：说到《椒麻堂会》的发行，我觉得它算是开辟了另一种发行的出路和可能，而且许多海外观众都很喜欢这部作品，那么在座的也有一些影视创作者，就想问问制片老师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部片子海外发行的市场考量你们大概是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丁丁：海外发行其实主要是依靠我们的国际发行团队，他们其实在这部影片的海外推广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目前算是有几种方式吧，第一种就是按照一个正常的销售方式；另外一种就是考虑到影片本身三小时时长的现实，发行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也尝试集合海外华人他们的类似于放映组织的力量，来做一些单场放映。2023年会在北美发行这部影片的蓝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这里面收录了一个20分钟的花絮，并且也收入了导演的前作《彩排记》，这个短片其实是跟这部影片的内容相关的，它是导演在2007年，即他祖父逝世30周年时拍摄的有关一场川剧主角演出的纪录片，在导演镜头下可以看到当年川剧团的一些老人，非常感人。然后里面还会有导演前期的一些非常珍贵的草稿、插画啊，以及有关场景设计的初步构想。

　　刘小黛：想问一下我们的薛旭春老师，因为他曾经的身份跟我一样也是个放映员，他有一个长沙66号放映室，并且在湖南长沙做了非常多的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放映，也就是因为我看了他在这部片子的表演后，我决定邀请他参与我作为制片人的新拍摄项目《黄昏马戏团》。那么想问问您在经历了从放映员到演员这个身份的切换，您对于电影表演的理解会与普通演员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悟吗？

　　薛旭春：我觉得能和邱导合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源于过去这个工作带来的机遇，以前是以这个放映员的身份去跟邱导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去认识，然后通过我们更深的交流，他可能也能感知到我能从他的作品里获得共鸣，这个是我们建立合作很重要的基础。另外就是导演他有一双很厉害的眼睛，因为他是个画家，并且有拍摄纪录片的工作经验，所以他很会看人，有时候可能连演员自己会觉得很纳闷会为什么是自己来演这个角色，但是导演就能发现演员与角色那个共通的部分。刚刚也提到片中大部分演员都是我们组员，都是没有演过戏的素人。但导演他都能很准确地把每个人放置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并且也不会去过度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在里面都是以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去呈现。那其实这种方式是按理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么多演员，每个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