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不朽，未能死去【公民凯恩观后感】(2)

　　2.关于文本

　　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以大型制片公司的扭亏为盈为标志，宣告了其自身的成熟。从选角、宣发、拍摄到文本确定的各个环节都已经验充足，却也在收获着成功的同时与僵化的程式进行斗争。不论是像《乱世佳人》这样的本土巨作还是希区柯克初来好莱坞所奉献出的《蝴蝶梦》，以及约翰·福特早已拍遍花样的美式西部片，无一不有着稳定的文本结构与叙事技巧，即现在颇有些“烂大街”之势的“电影三段式”结构。每个一波三折都书写得精巧细致以至于观众的体验毫无波澜。而《公民凯恩》的文本结构与串联技巧却在类型固定的好莱坞制作中鹤立鸡群最终脱颖而出。

　　影片放弃传统叙事的各种路径与结构，抛开“建置——对抗——结局”的一贯套路，大胆把主角“写死”，甚至丢出“玫瑰花蕾（rosebud）”这个在开始严重影响观众对故事进入的谜语，在一个接一个角色的回忆与回忆、角色与角色、角色与回忆的联系之间构建凯恩的生前形象。在观众替身——新闻记者汤姆逊——带领下，一个不在故事中现身却支配着整个故事的人物形象开始逐渐清晰。童年时与托管人撒切尔先生的矛盾引出创业时期凯恩的青年经历，对尚在人世的妻子凯西的探访引出一生的下属伯恩斯坦的追述，而他又将记者引向凯恩唯一的朋友李兰德，两人述说凯恩壮年的一系列个人传奇，最终李兰德请记者再次回到凯西那里，拼凑出凯恩的晚年岁月。他临终前喃喃的“玫瑰花蕾”到底是指什么？影片中无人知晓，所有人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得不为观众咀嚼曾经有关凯恩的一切细节，没有人真正接近了答案，但观众却在每一个只言片语的堆积中看清了他被旁观的一生，也替记者收到了最后的谜底：被爱而能爱人的渴望。在文本结构上故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叙事技巧上高潮不断，情节连续。同时，威尔斯也完成了超越一般文本本身的哲理性的反思：这样一个只存在于所有人回忆中的传奇，究竟能在他们的回忆中被真正还原多少呢？而电影影像再次对这些回忆进行记录，又会有多少可信之处呢？当林林总总的杂物被付之一炬，恢弘罕有的上都无人知晓，凯恩究竟是怎样度过他的生命呢？荧幕外的你我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或用多少的机会在未来被还原？优秀的故事并没有一致遵循的讲述法则，但是区别于烂故事的重要一点，在于让我们对看似熟悉的世界和自己有了疑问，而非答案。在文本的艺术需求与心理需求方面，《公民凯恩》已经将从其后直至今天的绝大部分电影踩在脚下。

　　二、《公民凯恩》的影史地位与奥森·威尔斯——一些观点

　　在关于《公民凯恩》的种种批评之中，总有一个奇怪的论调不绝于耳，那就是其今时今日的影史地位或多或少有“过誉”之嫌，影片对后来电影的巨大影响已经完全被影史研究者、导演与观众从内容上掏空进而成为一种对影评“话语权”的占据和影史“正统论”的坚持。持有这样论断的人，可能对电影发展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不甚了了。《公民凯恩》甫一诞生，就被远在欧洲的一批当时目光最锐利、嗅觉最灵敏的影评人与未来的导演关注到了。被誉为“新浪潮之父”的法国第一影评人安德烈·巴赞几乎在《论电影》中的各个章节都对不久前才上映的《公民凯恩》赞叹不已，将奥森·威尔斯与威廉·惠勒、让·科克托等人并称，在这些现代电影的先锋实践中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划时代的到来挖掘出每一分可资利用的养料。他极力称赞让·雷阿诺与威尔斯对“景深”镜头的发明与对蒙太奇的节制使用，倾佩他们将电影艺术不断推离舞台艺术并寻找恰当的电影语言的勇敢尝试和不懈努力。不论从任何角度分析，巴赞从未离开过艺术本身，恰如其分地指出当时法国“戏剧电影”或“文学改编电影”的失败，呼唤新一代的法国影人可以从大洋彼岸汲取灵感和智慧。以观点否定观点，或者破坏事实，或者重复前者，最终所得皆是悖论。在2022年10月最新的权威杂志《视与听》的电影排名中，《公民凯恩》在导演版排行榜中位列第二，在影评人版中位列第三，综合来看排名第一，依旧是电影艺术诞生以来的最伟大的留存之一。一部传世经典，当然不必借重排名来留名，但更不会恐惧荣誉来自轻，这不是《公民凯恩》的影片特质，这只是《公民凯恩》的影片本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