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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的戒严(2)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墙边,又站着米洛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能使他屈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失败的终将是你们……”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埃利亚什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小时后,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埃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驾到,会传唤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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