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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影美学系统论分析万玛才旦电影《气球》

   新中国以来,以藏族人民及文化为主角的电影并非少数,例如李俊导演的《农奴》(1966)、田壮壮导演的《盗马贼》(1986)、李扬导演的《松藏干布》(1988)、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2004),然而正如万玛才旦所说:“以前,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这些故事常常赋予藏区神秘、荒蛮、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且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反而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看不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万玛才旦之前的藏族题材电影,往往无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来自文化他者的凝视,甚至堆砌文化符号、将其呈现为猎奇而神秘的景观。因此,作为藏族人的万玛才旦,“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那里真实的面貌和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随着万玛才旦的作品在中国电影观众中普及度的提高,他的创作主张也体现得越发清晰。本文将利用电影美学系统论,从知觉、故事、思想、特征四个层面分析《气球》如何体现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以电影美学系统论分析万玛才旦电影《气球》

  一、知觉层

  白红气球两个核心意象的对位与交替,在全片中承担着举重若轻的象征意义。白气球的真身**套,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之所以出现在卓嘎家,宏观上缘于新中国政府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到藏区,从个体来说也得益于女医生周措大夫的帮助,它的存在正是现代文明的触角深入藏区的体现;同时,它也具化了民间千百年来的性禁忌,在卓嘎的两个小儿子挥舞着它、当成礼物送给朋友、引发邻居和达杰的矛盾几场戏中,这个“白气球”始终作为一个喜剧元素,在妇产科男医生那句“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保守,真受不了你们”的背景下展示出现代性思维在此地的水土不服,科学威严甚至被置于可笑尴尬的地位。电影海报上红气球与卓嘎的腹部错位放置,使妊娠的意味呼之欲出。有的评论联想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认为本片中的红气球也一样象征“新生与希望”——如种羊般原始的澎湃***,和期盼爷爷转世重归家庭的信仰热情;然而联系全片来看,似乎很难说卓嘎的怀孕完全只产生了积极影响,红气球的意义显然并不限于此,我们更应该从白红气球的交替来解读。首先,“白气球”被扎破和失踪导致“红气球”的隆起,意即少生优生的理性考量破灭,原始的动物性占了上风;其次,尽管红气球身为题眼,但真正的露面只有最后两场戏之短,一个刚到手就爆破、一个飞往天际遥遥无踪,可知传统习俗也并未拥有压倒性的统治力量;以及,飞走的红气球虽无影无踪,却引来了所有人“天涯共此时”的遥望,它在这个超现实片段中仿若一个信仰的幽灵,生活中渐渐无际可循,然而冥冥之中依旧笼罩众生,在内心深处催生着各自的希望,又或是规训着人们。这两个核心意象的结合,正如万玛才旦导演所希望呈现的: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尝试。

  全片采用手持摄影,呈现的是一种焦灼不安的晃动;但本片人物的焦灼与娄烨的人物那种后现代性的焦虑慌乱截然不同,达杰与卓嘎一家人的焦灼感来源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困境,因此本片的手持风格还与长镜头的使用结合——焦灼之下,仍然具备持久的忍耐力。卓玛再遇前男友一场戏只有一个镜头,双方都在连贯的时空中保持了体面的克制,但紧张的小景别放大了镜头的晃动,也出卖了两人欲盖弥彰的慌乱;卓嘎做人流手术前独自望向家里的水井,晃动的画面与水波的涟漪同步加剧,将卓嘎的倒影搅散成几重碎片,这正是她的焦灼与纠结到达顶峰的时刻;达杰卖掉母羊后在集市里徘徊直到买了红气球的过程中,镜头晃动的幅度相较减弱,结合这个长镜头对达杰徘徊过程的记录,外化出达杰那种尘埃落定后仍然迷惘焦虑的心境。

  二、故事层

  本片的主要剧情围绕卓嘎的生育问题展开,卓嘎怀孕后面临是否打胎的抉择,不同的选项虽都有其现实考虑,代表的却是两方价值观的冲突;暗含的副线则是尼姑妹妹卓玛与前男友的感情纠葛,卓玛对人生道路的抉择也依旧面临价值冲突。两位女性引领的故事线相互交织,不能说全然对立,却也不能说是严丝合缝地相互弥补。在生育问题上,卓嘎的考量或许还未到周措大夫所说“咱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世上的”这一层面,或许也会相信喇嘛的预言,但超生的罚款、小儿上学的压力、新生儿的大笔支出等等经济压力最终还是压倒意识形态,促使她决定走向手术床;但在卓玛的感情问题面前,她却坚定地扯过信仰的由头,不由分说地烧掉卓玛前男友的书、近乎严厉地劝诫她断了念想、一口回绝了前男友见面的请求,实际上她更多的是基于害怕妹妹再次受伤的保护欲。因此,卓嘎相较于妹妹似乎更理智一些,凡事以最大效益为导向,这或许是她的性格,也或许是缘于她操持一个大家庭所需的经验。卓玛的前史在影片中并未详细交代,但从寥寥细节中或许可以想象她的过往,曾经的她大概可以为爱情抛弃一切——家庭,信仰,未来,包括自己的孩子(当她对打算流产的姐姐说“你可不能像我一样积下这辈子还不清的孽债”),而爱情破灭后毅然决然皈依宗教,可以看出她内心情感必然充沛纯真、热烈甚至于冲动,只是取决于她投往哪个方向。因此,即使她已经戴上了觉姆的僧帽,但澎湃涌动过的爱情仍然会促使她徒手从火堆中抢回前男友的书;但同时也因为她已经虔诚向佛,所以面对姐姐的意外怀孕,她也只是兴奋地想到“爷爷要转世回来了,喇嘛的话应验了”,而完全意识不到姐姐的忧虑。可以看到,对两位女性主角甚至绝大部分人物来说,生活并不是“科学还是宗教?”“信?还是不信?”这样简单的二元问题,而是各种因素错综盘结,如织物上密密的丝线,时有重叠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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