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影美学系统论分析万玛才旦电影《气球》(2)

　　三、思想层

　　如万玛才旦所言：“其实藏区的现实就是这样，从《静静的嘛呢石》里面你们也能看到，变化越来越大，这不是我刻意呈现的，不是刻意要呈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而只是去呈现生活。”[]《气球》看似讨论的是“主人公在以转世轮回的宗教观念为代表的传统意识与避孕人工流产这样的技术手段为代表的现代规范与制度之间的纠结与挣扎”[]，但万玛才旦本人拒绝了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立僵化的解读。就像卓嘎卓玛俩姐妹并非各自代表一方立场，人物的行动是根据现实逻辑而定的，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就像两个还未被观念束缚的小儿子，在梦中取下哥哥江洋背上象征奶奶转世的黑痣，天真烂漫地在沙丘上把玩，轻松消解了这颗黑痣承载的沉重意义；就像影片的开放式结尾，将新生儿的命运交给观众自行解读，同时包容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

　　现代理性与宗教信仰的交错，实际上也只是影片包裹的外皮，《气球》的核心，应当说是在这种交错的状态下，摇摆在各种选择面前，“表现人焦灼不安的状态”[]，尤其是作为核心人物的卓嘎。尽管万玛才旦本人所述“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义方面靠”[]，但是《气球》依然具备了鲜明的、自发的女性意识，卓嘎本人的困境和内心状态成为了整部影片的力量源泉，或者说，“《气球》的核心戏剧冲突或者潜文本，是在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现代/科学与传统/宗教两种知识与文化权威的对比和较量，卓嘎的身体成为了双方较量的战场。这两种知识与文化权威，关乎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套、节育环、手术台，现代科学理性支持了卓嘎的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苏醒，她希望自主决定自己的身体与生育能力；然而，无法生育而被卖掉的母羊与卓嘎命运的互文，形成了一种讽刺的反差：虽然通常来说“人的生育是有节制的，多生了就不行；而动物必须得多生，多生有益，生不出来反而要被卖掉”[]，但在影片中，卓嘎作为人类族群中的“第二性”，似乎与作为人的驯养物的羊别无二差。丈夫达杰利用一系列质问、暴力、价值上升，带着儿子闯入妇产科求她“生下爷爷的转世”，构成了爷爷、父亲、儿子三位一体的父权牢笼，迫使卓嘎的自觉与理性向另一方让步——在这片土地上盘踞更深更久远的信仰和传统体系。最终，父权世界的生殖焦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与挤压下难以为继的焦虑”[]，全部凝结为了卓嘎的珠胎。

　　四、特征层

　　“判断一部电影是否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标准包括三个要点……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保证少数民族电影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方面，题材原则是最重要的。但是，很显然，仅有题材是不够的，还要有作者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原则要比题材原则更为重要。因为，作者原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题材原则，而且还包括在题材处理方面的少数民族特色。”[]藏族身份，赋予了万玛才旦不同于其他导演的文化视角。历数他的作品，我们常常能意识到，他在试图探索进入现代社会后的藏地文化、还原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在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体认和反思。纵观万玛才旦一系列的作品，从早期的《静静的喇嘛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9）到近年的《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19），他的影片总是谈论着相似的母题：反映藏地文化寻找新出路的状态，对本民族信仰的信服与珍重，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悦纳与依赖，对传统文化被现代文明入侵的焦虑，等等。民族认同与现代知识分子在万玛才旦身上结合起来，使他具备了更加包容的文化视角，能够不偏不倚、平静地去观望藏族人民今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