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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五十五·孟子五(5)


  孟子之时,时君重士,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时君致敬尽礼而后见。自是当时做得个规模如此定了,如史记中列国之君拥彗先迎之类。却非是当世轻士,而孟子有意于矫之以自高也。因说孟子不见诸侯及此。僩。
  至云:“看得孟子于辞受取舍进退去就,莫非天理时中之妙,无一毫人欲之私,无一毫过不及之病。如谓‘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辞曰‘闻戒’,‘馈赆’,可受则受之,皆无一毫过不及,无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这道理又却那里安顿?”至。
  △公都子问好辩章
  居之问孟子“岂好辩”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见诸圣贤遭时之变,各行其道,是这般时节;其所以正救之者,是这般样子,这见得圣贤是甚么样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阙齾处,得圣贤出来补得教周全。补得周全后,过得稍久,又不免有阙,又得圣贤出来补,这见圣贤是甚力量!直有阖辟干坤之功!”贺孙。
  尧晚年方遭水。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盖尧甚以为儆,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见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黄河费许多力。黄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振。
  问:“孔子作春秋,空言无补,乱臣贼子何缘便惧?且何足为春秋之一治?”曰:“非说当时便一治,只是存得个治法,使这道理光明灿烂,有能举而行之,为治不难。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问:“孔子所书辞严义简,若非三传详着事迹,也晓得笔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书时,事迹皆在,门人弟子皆晓他圣人笔削之意。三家惧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笔之于书。流传既久,是以不无讹谬。然孔子已自直书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夫人孙于齐’,此等显然在目,虽无传亦可晓。且如楚子侵中国,得齐桓公与之做头抵拦,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齐桓公死,又得晋文公拦遏住,如横流泛滥,硬做堤防。不然,中国为渰浸必矣。此等义,何难晓?”问读春秋之法。曰:“无它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如看史记,秦之所以失如何?汉之所以得如何?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其所以为是非得失成败盛衰者何故?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见。看春秋亦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问:“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说得太深。苏子由教人看左传,不过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义理折衷去取之耳。”僩。
  孟子苦死要与杨墨辩,是如何?与他有甚冤恶,所以辟之如不共戴天之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才说道要距杨墨,便是圣人之徒。如人逐贼,有人见了自不与捉,这便唤做是贼之党。贼是人情之所当恶。若说道贼当捉,当诛,这便是主人边人。若说道贼也可捉,可恕,这只唤做贼边人!贺孙。
  问孟子“好辩”一节。曰:“当时如纵横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盖他只坏得个粗底。若杨墨则害了人心,须着与之辩。”时举谓:“当时人心不正,趋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辟之,则圣人之道无自而明。是时真个少孟子不得!”曰:“孟子于当时只在私下恁地说,所谓杨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后世却因其言而知圣人之道为是,知异端之学为非,乃是孟子有功于后世耳。”时举。
  因居之看“好辩”一章,曰:“墨氏‘爱无差等’,故视其父如路人。杨氏只理会自己,所谓‘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者,故至于无君。要之,杨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顺生向上去,是顺理。今一枝乃逆下生来,是逆理也。如水本润下,今洪水乃横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顺水之性,使之润下而已。暴君‘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园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种桑麻,今乃坏而弃之,是逆理也。汤武之举,乃是顺理。如杨墨逆理,无父无君,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便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极力辟之,亦只是顺理而已。”此一段多推本先生意,非全语。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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