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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四十三·论语二十五(2)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後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後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去伪。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馀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於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後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僩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贺孙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壮祖
  问:“夫子得政於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必大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可学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後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淳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广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後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人杰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後,不敢做。”义刚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炎
  △诵诗三百章
  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於政?”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党之间,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圣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业者,莫不悉备。於其间所载之美恶,读诵而讽咏之,如是而为善,如是而为恶;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当赏,如是而当罚,莫不备见,如何於政不达。若读诗而不达於政,则是不曾读也。”又问:“如何使於四方必能专对?”曰:“於诗有得,必是於应对言语之间,委曲和平。”贺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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