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和致敬——我看《觉醒年代》(2)

　　就说胡适。我一直想写一个文章，以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三人为主线，过去几年了而没有动笔，这三个人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处境，他们都不是性格昭彰亮烈者，也都不古怪，甚至在处世上都有一种古中国式的“中庸”的精神——中庸百年来被人们误解，以为是妥协，圆滑，世故之谓，孔夫子的中庸本义却指不走极端，尽量在诸种局面之中选择一种最合适也即最正确，或说最少负能量损耗的状态。而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无不是在新旧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潮涌之间，成为一种矛盾的集合体而陷入困境。比如屠格涅夫，本身不如老托和老陀著名，成就影响也稍逊，尤其不如两者个性分明，观点明确，反而遭受了最多的诟病。他是既反对守旧沙皇俄国政府的黑暗，寄望于义无反顾的革命者，却又在激进的革命者身上看到力量所裹挟的暴力，看到对于传统贵族文明之粗暴的破坏，有对旧文化之热爱珍惜，反而遭到两方面的质疑和否定。苏东坡在王安石于宋神宗时的变法中指出其冒进之弊，被排挤贬官，又在王安石下台后，旧党尽废新法时再不合时宜提出反对的意见，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压。这两个人因为秉持良心和真相的选择而始终处于所谓明智者绝不会跌入的困境。胡适是一个欧化绅士，认同留学期间耳濡目染的美国全部政治文明，同时携带孔儒温雅中正的君子之风，但他一直不接受马列学说，以为暴力，所以整个民国期间他选择亲蒋，但是影视之外大半生跟蒋的交涉，私人间有信任，同时政治立场上一直保持独立质疑和反对。胡适跟毛，跟同道的周作人，也莫不如是。他跟鲁迅政见不同，曾遭到鲁迅性格偏激之下的攻击，但是在鲁迅死后，苏雪林将鲁迅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他说鲁迅是我们的人。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认知原则而不妥协。屠格涅夫，苏东坡，胡适，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国家种族，同样的正直无私，而陷入同样不可解的矛盾处境，而这种不得已何止他们身处其中，其实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只不过他们身上更加极端和突出。

　　所以在看待历史人物的时候，腐儒的糊涂、乡愿的苟且或者民粹的狭隘常见而应摒除，超越于任一立场之上，去看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胡适在《觉醒年代》中，跟陈独秀、李大钊一直同仁共事，他一直反对革命暴力而主张温和的改良。他那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从不轻易与人争端反目，主张对人宽容仁厚，其本身的行迹也是宽仁的，但他持续反对暴力，以至于在日军侵华初期成为最早的主和派而受后人诟病，而一旦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他立马违背不从政的决心，出使美国争取支持来为国家抗战倾尽心力，这是胡适的磊落。跟他持相反立场而渐行渐远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样是人格大写的一代英杰与志士。并不是他们立场相反谁就对了错了。这些人在国家生死危亡之秋无不抛弃个人私利，而义无反顾的去寻求在当时无多选择下唯一光明道路之主义和真理，其伟岸在于此。陈独秀是***的创立者，后来他参加苏联托派也好，拒绝蒋氏邀请他担任劳工部长及十万大洋经费建立新党的建议也好，都是清醒而坚持了独立立场，宁肯贫病交加中死去。当然《觉醒年代》拍到第一次党代会为止，但把这一代人的这种精神和风范拍摄出来了。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怎么看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是认同，肯定，还是有所腹诽，那最早一代秉持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兼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去为国家民族找出路的人的精神，却毫无疑问永久站立在那里。它展现了一个民族在新旧交替之际最丰赡的一代精神气象，是华夏民族之所以每逢危难而从未消亡的力量之来处，也是永不能忘而述之弥新的民族精神。而这种气象离我们已如此久远，是这部电视剧以建党一百周年的名义以影视方式予以展现和唤醒，这就是我推崇这部剧的理由。

　　于2022年12月13日公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