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我们要相互帮助”——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中的人道主义

　　 引言

　　阿基·考里斯马基（以下简称阿基）是当代芬兰最著名的电影导演。自1980年代初登影坛至今，他的作品体现出一以贯之的鲜明作者性。钟情于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低密度但深具幽默感的对白，低调子打光、舞台剧式布景等场面调度因素，以及对乐队演出场景的偏好——其影片将引人入胜的内容与强烈的形式风格高度统一，得到了全世界电影人的赞誉，也收获了无数影迷的热爱。

　　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阿基的作者性不仅体现在主题、故事内核与形式风格的相似性和承续性，更埋伏在其作品所蕴藏着的贯穿性的多方面文化内涵之中，譬如对芬兰乃至整个西方历史文化的审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思，对现当代哲学思潮和艺术潮流的解构和挪用，等等。而最易引发观众共鸣的，大概莫过于他在创作中一直秉持的人道主义立场。

　　于2002年上映的《没有过去的男人》被认为是阿基的集大成之作，斩获了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并提名次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要研究阿基作品的文化内涵，该片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样本。本文将主要从剧作文本入手，透视和探析该片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没有过去的男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不具名的男人（片尾字幕中称之为“M”）于深夜时分乘坐火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当他在火车站旁边的公园小憩时，遭到一伙歹徒的无故袭击。他几乎丢掉了性命，却奇迹般地“死”而复生。然而，M从此失去了关于自己身份和过往经历的全部记忆，他流落到赫尔辛基一处港口边的集装箱村落，那里聚集着许多流浪汉、失业者和社会底层民众。尽管官方机构都对他相当冷漠和怀疑，但在一个又一个萍水相逢之人的救助下，M在废弃集装箱中安了家，找到了工作，发展着摇滚乐队经理人的副业，并且和伊尔玛——一位在民间福利救济社工作的女子坠入了爱河。正当一切逐渐向好之际，M阴差阳错地卷入一宗抢劫案件，调查此案的警察找到了他原本的妻子。M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获知了自己的身份、了解了自己的前史。他最终还是决定与过去告别。他返回赫尔辛基，同伊尔玛开始新的生活。

　　作为一种人文思想的人道主义，源自14-16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尽管经过不断的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显著泛化，但其最本质的特征仍未改变：它强调人的价值，特别是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和生存状况；它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和关怀。

　　可以说，在《没有过去的男人》的多重文化图谱中，人道主义乃是一种基调和底色。这首先应归因于影片所选取的独特视角。

　　阿基的电影历来聚焦于小人物，尤其是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困顿暗淡的群体。本片亦不例外——M本是一位来自小城镇的电焊工，在被袭击后丧失了财物和记忆，成为了赫尔辛基许多无业流浪者中的一员；在他后来寄居的集装箱村落里，更遍地是承受着贫苦、不幸和沉沦的边缘人：煤场守夜人一家，垃圾箱住客，乞丐，残疾者，甚至包括那个貌似作威作福的警卫安蒂拉。M的女友伊尔玛虽是福利救济社职员，但条件简陋的单身宿舍、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衣着打扮，也无疑道出她的清贫和失意。而银行抢劫案则借由“替破产工厂主向工人们发还薪资”的桥段，通过M的所见所感，在益发广阔的的社会层面上，准全景式地展现了芬兰底层民众的现实苦难。

　　《没有过去的男人》为观众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底层人的群像。在社会权力结构中，他们总是经受着遗忘、轻蔑、曲解和侮辱，同时又极端缺乏被看见或被听见的机会与渠道。至于所谓的主流电影，无论是作为产业还是作为文化场域，都普遍受制于商品及货币拜物教的统摄，此类群体则由于不被作为目标消费者和话语参与者，往往要么索性不“在场”，要么便是被草率刻画的“边角料“角色。

　　而讽刺与不合理之处即在于，即便如芬兰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这样的人群也占到相当的比例。他们不应被忽视和薄待，他们应当被归还社会文化语境中本应属于他们的更主动的姿态，而不是日复一日陷于失语的境地。影视作品对于他们的表现，不应是一种完成任务或点到即止式的馈赠和点缀，而应当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体，以艺术的真实描摹他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