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我们要相互帮助”——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中的人道主义(2)

　　在此意义上，当阿基将这一群体作为构成影片的绝对主体，以诚实的笔调讲述其喜怒哀乐、进退起伏，点染其道德的高尚或缺陷之处；当他将镜头对准这样“沉默的大多数”，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现实生活与伦理追求，及由之所映现出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无疑意味着创作之原点便带着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

　　事实上，与其说阿基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中采取了人道主义的视角，毋宁说这是一种视角的人道主义。两下的分野在于，前者只是讲述一个故事时所选择的角度与切入点，是众多的选项之一，是方法论层面的；而后者却指称着创作者的立场、原则与根本倾向，是非此不可的，是世界观层面的。将该片置于导演整个作品序列中去考察，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视角的人道主义，乃是阿基创作观念的核心和固有因素。

　　《没有过去的男人》的故事是浅近明了的，其主题也不可不谓清晰直白，完全可用片中伊尔玛对M的所讲的一句话加以概括。

　　影片约1/3处，M应伊尔玛之约来到她工作的隶属于福利救济社的二手服装店，在赠予M衣物前，伊尔玛说道，“上帝只恩赐上天堂的人，但是在地球是我们要相互帮助。”

　　的确，本片所反复强调并着意推崇的，正是这样一种“人与人应相互帮助”的道德理念。考虑到故事的语境，更准确的表述或许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应该友爱相处、团结互助。这里实则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底层人需要互爱互助，这有利于改善他们在这个并不公平的社会中的境况，替他们争取到尊严、地位和价值；二是，底层人具备互爱互助的人格基础，正如阿基素来在作品中所刻画的那样，他们拥有善良、温厚、宽容、慷慨、诚义等种种美德，而这些美德在一个拜物逐利的社会中，尤其是对于被异化了的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则已日益消亡——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

　　我们不妨从剧作情节层面来作一番扫视：如果说故事之初，将受伤的M送去医院，这一施救行为仍部分地归因于车站巡逻员的分内职责，那么其后主角所得到的一系列救助，则纯然是不计回报的善举。当M瘫倒在港口的乱石杂草间，两个孩子没有冷漠以待避之不及，希泽夫妇也不曾对这个浑身缠满绷带、身份不明的可疑分子有过多猜疑和防备，而是将他接回家中，悉心照料直至痊愈——在这一家人愉快乐观的生活态度背后，实是贫苦惨淡的现实：寄居在废弃集装箱里，灶台是用石块搭建的，洗澡的热水需要孩子人工倾倒，丈夫在煤场守夜的微薄薪水是唯一的生计来源。然而，对于受惠被恩的M，一家人从未诉求任何回报，除了丈夫曾孩子气地向他索要半只自种的土豆之外。

　　在M租下属于自己的集装箱后，一位素昧平生的电工赶来帮他接通电路，又替他修好一台废旧唱片机。当他问，“我欠你什么吗？”对方只是淡淡地回答，“如果你看到我在贫民区脑袋朝下，帮我把自己翻过来。”

　　当身无分文的M踏入一家小餐吧，讨要了一杯免费的热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携带的一枚茶包丢入其中，聊以充饥解渴时，目睹了这一切的服务员并没有讥讽或驱赶，反而“伙同”厨师赠给他一顿免费的午饭，还热心地询问他“要不要牛奶”。

　　伊尔玛试图为M在二手服装店找到一份工作，面对主管，她给出的理由是，“有个可怜的人在外面，我想我们应该帮帮他。”而主管竟亦不疑有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下来，“好吧，叫他进来。”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在片中绝非孤立偶然的情节，而是反复出现、环环相扣的行为链条，因此便在文本上获得了一种象征意味：一个被暴力羞辱、一无所有、连身份都失去了的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份份自然生发的、不计酬报的帮助，得以重建他存活于世的信心、重新找寻到他生命的价值，并以自己的方式——无论是领导福利救济社乐队改革，还是结尾处勇敢斥退歹徒的侵袭——来守护和回报这种美好而温情的民间伦理。

　　这种对完整、美好人格的肯定和赞扬，对博爱、互助、非精致利己的社会伦理的推许与呼唤，对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追求，无疑是本片最显性的人道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