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栋房子：奇哈格

    有时爸爸和妈妈会一块儿消失。因此在1957年冬，我哥哥被送往两层楼上方的姑妈和姑父家住一阵子。至于我——另一个姑妈某日傍晚来到尼尚塔石，把我带往她位于奇哈格的家里。她极力确保我不难过——我们一坐进车里（一辆“1956雪佛兰”，在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很受欢迎）她就说:“我已经叫塞丁今晚带酸乳酪给你。”我记得我对酸乳酪毫无兴趣，倒是对他们有个车夫兴味盎然。当我们抵达他们的公寓大楼（是我祖父盖的楼房，后来我将住进楼里的一间公寓），我发现既没有电梯也没有暖气，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感失望。更糟的是，隔天我闷闷不乐地想让自己习惯新家，却再一次被吓得六神无主：在我穿着睡衣像个备受娇宠的好孩子被安顿去睡午觉之后，我跟在家的时候一样呼唤女仆:“阿敏娥，过来抱我起来，帮我穿衣服！”得来的却是严厉的指责。或许正因为如此，待在那儿的期间，我尽量表现得比实际年龄成熟，而且有点装腔作势。某晚，我跟姑妈、姑父拉多（诗人兼出版人，出版过梅林的影印本）和我十二岁的表哥梅米特一道吃晚饭，而当我那令人不安的分身正从挂在墙上的白框复制相中低头凝视之时，我随便提到首相阿德南?曼德勒斯是我的伯父。我说的话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受到尊重，餐桌上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我觉得深受委屈。因为我真的相信首相就是我伯父。

    但是我只在心中某个加密的角落相信这件事。我伯父欧兹罕和首相阿德南两人的名字都是五个字母，结尾两个字母一样；首相才刚去美国，而我伯父住在美国多年；我天天看见他们的照片（首相刊在报上，伯父的照片则遍布我祖母的客厅），而且某些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非常相像——错觉在我心中扎根并不奇怪。日后，我对这种心理机制的觉悟未能使我免于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信念、想法、偏见和审美偏好。比方说，我真心相信两个人名字相似个性也必相似，一个陌生词汇（无论是土耳其语或外语）在词义上必然跟拼法接近的词汇相似，一个有酒窝的女子，必然有着我过去认识的有酒窝的另一女子身上具有的某种气质，所有的胖子都一样，所有的穷人都属于某个我一无所知的团体，豌豆和巴西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不仅因为土耳其语的巴西叫Brezilya，而豌豆叫bezelye，还因为巴西国旗看起来就像上面有颗大豌豆：我看过许多美国人也把土耳其和火鸡之间设想成具有某种关联。至今我心中仍把伯父和首相串联在一起，此种联系一旦确立，便难以截断，因此当我想到我曾在餐厅看见某个远房亲戚吃着菠菜炒蛋（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是，无论去城里哪个地方，都能跟亲戚与熟人不期而遇），我内心有一部分相信这位亲戚在半个世纪之后，仍在同一家餐厅吃菠菜炒蛋。

    借幻想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在这间我不受重视且没有归属感的屋子里对我很有用，过不久我便展开大胆的新试验。每天早上，表哥去德国中学上学后，我便把他那些又大又厚又美的书（我想是布鲁克豪斯版的百科全书）翻开一本，坐在桌前，抄下一行行文字。由于不懂德文，更谈不上阅读，我是不解其意地做这件事，可说是把面前的文章描画下来。我画下每一行每一句的确切图像。在完成某个含有难写的哥特字母（g或k）的字之后，我会跟细密画家将一棵大梧桐的数千片叶子一片片画下来之后所做的一样，让眼睛休息：透过公寓楼房之间的缝隙、空地和通向大海的街道，注视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上的船只。

    我在奇哈格（我们家在财产逐渐减少之际也将搬来此地）首先知道伊斯坦布尔不是众多千篇一律的墙内生活——对左邻右舍的婚丧喜庆毫不过问的公寓丛林——而是由邻里组成的群岛，人人相互认识。我从窗户向外看时，不仅看见博斯普鲁斯以及在熟悉的航道上缓缓移动的船只，也看见房屋之间的花园、尚未拆毁的老宅、在老宅倾颓的墙间玩耍的孩子。正如面向博斯普鲁斯的许多房子一样，楼房前面有条陡峭崎岖的卵石巷，一路通往大海。在下雪的黄昏里，我跟姑妈和表哥站在窗边，与街坊邻居们一同眺望喧闹欢乐的孩子们乘坐雪橇、椅子和木板从这条巷子滑下去。

    土耳其电影业——当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