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小时候命很苦。在他不到十岁那年，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狠心地抛下了父亲兄妹四人。当时，父亲还不到十岁，我的叔叔也就是父亲的弟弟只有两三岁。好在父亲上面还有两个姐姐，生活上还勉强可以支撑起这个家。从那时起，他们四人开始和我的爷爷相依为命。那应该是一段很辛酸的岁月，每每提起儿时那段回忆，父亲的眼角总是积满泪水。

　　父亲说，因为我的奶奶去世早，一些缝缝补补的小事在这个家都算得上大事。我的两个姑姑当时才十五六岁，针线活挑不起来，所以即便是钉扣子也要费番周折，更不要说缝制衣服或者做布鞋这类事情。在父亲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印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两个姑姑很快就学会了针线活，不去说做出的衣服好看难看，好歹也像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在外人眼里，我的爷爷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庄稼人，忠厚老实，吃了亏打破门牙往肚子里咽，有礼也要让七分。听老人讲，奶奶是个要强的人，有性子，气不过摊在身上的不平事，嫌爷爷的脾气蔫，什么事情不急不躁，所以觉得委屈。

　　在父亲身上，呈现更多的是奶奶的性格。

　　成年后，父亲先后干过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最后选择当了民办教师。母亲说父亲傻。在父亲做村里会计的时候，年终结账多出了五角钱。在那个年代，五角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这五角钱让父亲犯了难，村里的几家困难户给谁呢。有生产队时，队里都养着牛。到了年关，或者牛老了干不动活，队里一般都宰头牛，各家各户多少分点。满满的一锅牛肉炖好后，总是有些人捷足先登，挑了牛腿或者位置好的肉块拎回家。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早拿或者多拿过一次。在那个年代，牛肉算得上奢侈品，一年到头谁家能吃不上几回肉。母亲抱怨父亲没心眼：人家都拎着牛腿往自家送，你就让自家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一句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拿便打发了母亲。

　　父亲当了民办教师后，他教的学生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以至于在他退休时，纸箱里积攒了厚厚的一摞荣誉证书。我也是父亲的学生。我小时候，家就是学校。因为家里没人照看孩子，看着每天被带着下地的我被晒得又黑又黄，父亲和母亲商定，先跟着在班里混，就当是看孩子。那年我五岁。可是真正进了教室，父亲却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学生。依稀有些印象的是父亲在大黑板上面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口算题，让学生抢答。当时，父亲已挂出小黑板，我便开始紧张地掰着手指算几加几等于多少，有了答案便把小手举得高高，嘴里喊着“叫我叫我”。我的表现让父亲很满意。晚上在被窝里，听见父亲给母亲嘀咕，说我脑子快，能跟上班。一次上语文课，父亲让我们这些学生说自己长大后想干什么。我说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父亲很高兴，说我有出息。但是很遗憾，三十而立之年，我一无所成，童年那清脆有力的童音和稚嫩的理想都化作了泡影。

　　每个孩子都有淘气的时候。但是父亲这位老师非常严厉，他手中经常拿着一根细长却很坚硬的教鞭。当然那时还没有对体罚学生的硬性规定。在班上，犯了错误的我被父亲用教鞭狠狠地抽了几下。晚上，母亲心疼地抚摸着我头上鼓起的疙瘩，连声埋怨父亲对我责罚太重。父亲却充耳不闻，说既然上了学就得跟其他孩子一样要求。

　　在我一年级刚刚结束那年的夏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给棉花掐枝杈。在回来的路上，父亲觉得双腿又酸又麻。吃中午饭时，父亲拿着新蒸的馒头往嘴里送，手却怎么也放不到嘴边。母亲督促父亲去邻村的卫生室检查检查，父亲却说没事。到了晚上，父亲的病情急剧变重，竟然连站也站不起来。第二天，三叔用地排车拉着父亲去了医院，乡镇的医院检查不出什么毛病。转到县人民医院，连续观察了一个星期，最终诊断是神经炎。这一个多星期对母亲来说是最难熬的。当时，家里已经拉好了石头，备足了钱，准备盖新房子。因为父亲病情难料，很多人劝母亲为了孩子，为了以后的日子，放弃给父亲治疗。那些日子，母亲的眼泪从来没有干过。母亲说，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父亲看病。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做出诊断后，父亲的治疗开始见效。虽然床上动弹不得，但是一周后，父亲的手指已经能稍微活动一下。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医生告诉母亲，可以让父亲慢慢回家休养了。把父亲接回家后，母亲像喂小孩子一样侍候父亲。父亲这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几百块钱的外债。当时是1984年，地里的收成也不好，到了年底岁末，我们家收的麦子收成差，连吃都不够。为了节俭，家里便借了邻居家的玉米，一家人吃上了“黄窝窝”。